农业自由化将摧毁粮食主权

农委会近来提出了废除粮商执照、修改粮食管理法，紧接着又重新抛出要开放农业外劳。这一系列的政策转向，其背后的推动原则便是不折不扣的“经济自由化”。在政府的论述中，不断地以“消费者会因此而得利”来粉饰农业自由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又制造“政府对农业补贴是亏损”的迷思来拐骗民众掉入经济自由化的陷阱。对于这些政策，我们一方面要检视政策背后的动机与目的，一方面也要请大家共同来深思台湾的稻作与农业的多元价值，那是在主流经济学视野里被计算为零的价值，但对整体人类生存而言却是无价的价值。

首先关于“废除粮商执照”此一政策，其背后的推动原则是在进行“市场开放”。农委会主委陈保基在天下杂志第532期的专访中便明白地说了“粮食生产也是服务业，从稻田里到上餐桌，成为碗内的饭，中间有很多服务过程”，这意谓著粮食产业中的买卖与加工将开放让外资经营，这正是当前政府极力在推行的“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六十多年前所推行的粮食管制政策，一方面是基于战争考量，设置了战备存粮与安全存粮的制度[1]，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私营企业在缺粮时期借机屯积粮食以提高售价，造成整体物价上涨。就生活在当前台湾的我们而言，似乎已感受不到粮食具有上述的重要性与公共性，尤其是不相信粮食短缺的问题会再发生。然而，深究其中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被控制”，是赖以维生的粮食被只在乎个人利益集大化的私营企业所控制。

私营企业是以利润极大化为运作原则，尤其是大规模经营的企业，皆竭尽所能地压低成本，再浮夸其产品价值以提高售价，近来的米混充与香精面包事件就是最佳范例。因此，我们不禁要再想想，做为粮食的稻米若完全为企业所控制，消费者将得到高品质的产品吗？农民也可以得到更高收购价吗？

在目前的保价收购制度下，粮商所开出的稻谷收购价不致于过低，粮商大多以国家的收购价为基准来调整其稻谷收购价格，不论丰收或欠收，稻谷的产地价格无太大波动，但取消保价收购制度之后，稻米的产地价格恐面临下跌或因丰欠而来的剧烈价格波动。此外，短期内稻谷的产地价或许稍有提高，但长期而言，嗜利的私营企业依旧会想尽办法压低原物料的价格，尤其是高油价的年代里，万物皆涨，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在自由化政策之下，企业为了获利将尽可能地压低稻谷收购价，例如采取向农民租地来扩大经营规模，并引进廉价的外籍农工来执行无法机械化的田间管理工作以降低成本。

对消费者而言，解除这些粮食管制，便是如陈保基主委所言，“付多少钱、买到什么样的品质”，乍听之下是相当合理，消费者将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该得到的品质。然而，在这个思惟背后，其实是政府将其原本该为消费者服务的责任转换成必须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就稻米此种赖以维生的基本民生食品，国家的角色应是要提供全民可负担得起且安全的食物，这是集体性的消费者权益，但自由化导向的农粮政策并不关心此种集体权益，企业的目标是向个人化的消费者推广“合乎个别消费者利益”的产品与品质。简单来说，在这套逻辑里，食物的品质与安全与否，是有消费能力的人才能取得，无法以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安全食物的问题将极可能发生在物价上涨、薪资倒退的台湾。

此外，企业将花更多力气在塑造稻米的品质神话，因而消费者买到的米不见得价格会下跌。国家在粮食安全管制角色上的撤守，表示业者将创造自己的标准，随其意志捏塑出食物的不同品质，在这些不断被建构且越加精巧修饰的品质定义中，消费者可能得以更高的价格才能换取自认为的好品质。食物品质的建构可使企业从中榨取出利润和竞争优势，而消费者则会掉入合理价格的陷阱中。

主张经济自由化的人总是主张市场会调节供需，且对供应链的产、消两端皆有好处，但自1980年代南方国家的农业与粮食产业逐步自由化之后，农业便加速弱化、消费者也更加依赖进口粮食，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食物生产的主权已被企业所控制。在大国所制订的贸易协定游戏规则之下，大国仍旧保护着自己的农业与市场，而其他小国与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却必须削除对农业的保护、开放农产品进口，将饮食消费的控制权拱手让给跨国农企业。农业自由化的后果是农民与消费者对农企业的依赖日渐增加、被控制。特别是稻米，做为具有公共性的农粮产品，更不应该被置于自由化的思惟下来修改管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