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吉鲁：面包树的好滋味

文图 / 彭昱融

有些植/食物，交缠了太多情感，意外在异乡巧遇，竟像在人群里碰上故乡的儿时玩伴，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开口。

每到夏天结上黄澄澄果实、妈妈拿来和小鱼干一起煨煮成汤的面包树 （Bread Fruit Tree），对我和不少从岛屿东边来的人来说，大概就象征着故乡；碰到相熟的朋友喃喃念出源自阿美族 （Pangcah）母语的俗称“巴吉鲁”（Pacilo）时，仿佛招唤一般，唤醒了脑海中整个孩提时代漫长暑假里的咸甜滋味，还有暑假后返校日校园里怎么扫也扫不完的一地落叶。

桑科波罗蜜属的黄色聚合果。面包果产期接近尾声，夏天也就跟着结束了

但等我长大了些，就像许多事情，食物再也不只是食物了。站在树下望着巴吉鲁高大怒长的树冠，纠结脑海却已远远不只是味觉与回忆。

也许是在花莲吉安老家的院子、大汉溪上游河岸边撒乌瓦知（Sa’owac）部落遭强制拆除后的空地、或是菲律宾长滩岛远离饭店海岸四处积水的穷苦村子，想起的总是巴吉鲁树根般纠结蔓延的族群迁移史、迫害与迫迁、开发与破坏、不断重复出现的相同困境，与文化间的交融学习。

分布靠近花莲北边的南势阿美群称呼面包树为阿巴鲁 (Apalo)，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进入部落的食物、语言、人名地名与文化之中；而我总是好奇，巴吉鲁是从什么时候进到我家身为汉民族的生活之中呢？似乎经过整整三代，巴吉鲁才从充满猎奇式（exotic）的好奇观看物，逐渐进入我家日常菜单之中。

我的家族和多数花莲汉人一样，多半在日据时代前后，告别西部父老，背着重新开始的梦想“二次移民”来到东部，尽管，等着他们的多半是更苦的磨难。

身为花莲开基祖的阿贡（我习惯用客家话称祖父为 A-Kon）来自新竹北埔客家庄，1931年，告别了身兼佃农与脑丁的父母，支身落脚在日据时代吉野庄清水、宫前一带（约为今天的福兴、庆丰村），这一年，他十五岁。我猜，年少的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北边极清澈的七脚川溪水两岸沃野，长著这么多高大、叶阔、流着白色黏液的树。想家的时候，他惦记起的或许仍是油桐、泡桐与樟树。

高大的面包树据说可以长到30米

当时祖父脚下所踏这片土地，尽管住着来自日本的移民家庭，冠上了殖民母国故乡的名字“吉野”在清贫中聊解思乡之情，但四处耸立的面包树却没忘记，二十年前这里仍是另一个民族种满旱稻的沃土，因着1908年抗日暴动后一场血腥镇压，强悍的阿美族七脚川社在两个年龄阶层（slal）数百人遭屠杀后，屋舍在炮击下全毁，强迫南迁，从此四散在纵谷南方的光荣、寿丰、溪口、光复甚至台东鹿野，眼泪与哭喊全消失在冷冽的东北季风之中。

随后，挟著暴力而来的“文明”，敲锣打鼓地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座官营移民村，迎来第一批来自日本四国德岛县，缴了高额保证金，为了逃离年年泛滥的吉野川，苦不堪言的家庭。和爷爷一样，他们心底暗暗惦着重新开始的梦。

成熟的巴吉鲁叶子会成羽状分裂，或许有利阳光穿透照射，也便于滴水和避风。
雌雄同株，但演化出雄花先开，雌花后开，避免自体受精。

从小被卖为童养媳的阿婆（ A-Po，祖母），则从桃园龙潭的客家庄，辗转来到了日据时代北隘勇线山脚的茄苳脚一带（已被征收在今天的空军佳山基地内），多年后懊悔的母亲遣了弟弟拔涉来东部找到姐姐并将她赎回，但姐姐已决心嫁给那个常来村子里牧牛的“牛贩仔”，笑起来憨直、皮肤黝黑、肩膀开阔，带着典型方下颚骨的客家郎上过几年学，能读能写一手好字。

婚后，也许是从北边山脚下的阿美族人身上学来，阿婆就在吉野家里晒谷场边，亲手种了一棵巴吉鲁，年年夏天都给八个嗷嗷待哺的小毛头们增添热量。没成熟的雄蕊晒干后，烧来也成为熏走蚊虫的天然蚊香。

削好的巴即鲁，还是很黏，浅黄色是果肉，依照深浅可以判断是否过熟，过熟煮起来会较甜。
橘红色果肉内则有咬开吃起来像花生的种子，约有数十颗，也可以另外干炒。

南方一百公里，跟着守寡母亲改嫁到花莲玉里长大的阿嬷（我习惯用闽南语称外婆为 A-Ma），印象里从没有把巴吉鲁加入菜单的习惯。一直到了我的妈妈嫁进北边客家庄，才开始学着得把巴吉鲁果子冷冻、戴上棉布手套用香蕉刀削皮，才不会满手黏液。嫁到台北的二阿姨，这几年还时常拜托妈妈低温宅配五百一千块削好的巴吉鲁，解馋兼思乡。

而我，一直觉得巴吉鲁是种温暖的植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