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需要城市对乡村的认同

　　到农村去，到农村去！仿佛一声声低沉的魔咒从田野深处响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被从城市的浮华中唤醒，他们怀揣各异的心思抱负，奔赴农村开始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放眼未来可以预计，中国的“刷城”大潮尚未平歇，“刷村”热浪又将掀起。

　　但是且慢！这些年来不正是这批建筑师，在没想明白城市的基本问题前就已把中国城市刷得近乎刷无可刷的么？现在把目光又兴致勃勃投向农村的他们，在没琢磨清乡土中国的诸多问题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时的表现比当初刷城时更好一些吗？

　　如果说，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若干舶来的蓝图可资借鉴的话，那么，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则因其复杂性和特殊性而绝无统一的范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国当代的乡建问题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时间，才是最终给每一位应试者打出成绩的考官。

　　这一张乡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础性大题不可不审，打算上山下乡的“新知青”建筑师们，准备好，请听题：

　　壹 · 城乡二元 · 三农一体 · 为什么去？

　　农村，曾经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基本空间形态；农业，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生产形态和组织形态；农民，也曾经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缺省身份。仿佛如鱼在水，“三农”在中华传统文明生态中根本不会成为“问题”。

　　“问题”出在文明生境发生了巨大“灾变”——随着19世纪中叶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文明体的入侵，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明迅速瓦解，不得不被动开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文明再造”的现代化进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艰难曲折，时至今日仍未竟全功。

　　中华文明的急剧转型，必然撕裂传统农耕文明的原有结构。所谓“城市化”，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外在反映——从一产到二产的产业转移、从农业人口到工业人口的变身与迁徙、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再造和社会重组。在整体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城乡二元的剪刀差方式，盘剥农村资源廉价供给城市的现代化需求，中国城乡原本一体化的文明组织从此分裂为二元对立的格局。在此消彼长的城乡裂变力量作用下，自晚清开始，中国农村进入衰落的下行通道，及至1990年代因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提速而爆炸式地加快抽取农村资源，终于突破既存农耕生态系统的临界点导致系统失衡，从而使“三农”问题大范围凸显。

　　从文明生态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的凋敝图景仅仅是一种空间表象，其背后是农产品价格过低，集体化农业生产体系崩解，青壮年农业人口流失，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溃散，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技术失传等一系列文明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严峻社会问题。面对中国当代乡建领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城市型建筑师习用的思维模式与设计工具无疑是失效的。

　　要破解中国当代的乡建难题，就必须将“三农”问题视为一体考量。如果离开农业和农民，空谈农村建设有害无益。“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业”（也泛指一切在农村地区可持续开发的产业），有业才会有人，乐业才会安居，安居才会顾及农村的环境品质。因此，乡村建设，首先是产业建设，其次是社会建设，最后才是环境建设。建筑师所设计的乡村建筑，假如徒具引人注目的物质躯壳，而看不到背后的人在哪里、业在何方的话，那么就不过是一场把乡村当布景的形式游戏。

　　为什么要“上山下乡”？这是每一个准备投身乡建工作的建筑师首先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在文明转型进程行至中途、城市化潮流不可逆转、“三农”问题尚无解决良策的当下，同一个“设计下乡”的行动，可能反映了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乡愁排遣、文化责任、前卫姿态、公益情怀、风光借景、自由向往、艺术追求、生活趣味、社会理想、生态实验……抑或，替资本进村“为王前驱”？

　　当下这一轮乡建热潮的直接动因，来自十八大之后放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所带来的对农村土地升值的普遍预期，无论是政府层面的加强农村土地规划，还是个体层面各种涉农项目，概莫能外。因此，大多数建筑师在本轮乡建热潮中充当的角色，不过是跃跃欲试准备过河下乡的资本大军的前哨探马。可以预计，在城市资本对乡土中国重新格式化的未来进程中，中国农村必将释放出极大的机会空间和极多的空间机会，这对于建筑师来说可能是又一场不亚于城市化建设机遇的饕餮盛宴。那么赴宴之前，建筑师们是否需要总结一下上一场筵席的经验教训，重新思考自己与资本力量的关系定位—是为虎作伥？还是与狼共舞？又或另辟蹊径，亡羊补牢？

　　应该看到，中国农村的广袤幅员、深厚历史、多样环境、丰厚物产，以及目前相对宽松的管理体制和城市资本尚未大规模进入前相对低廉的土地产权，都为中国建筑师们提供了可供想象力恣意驰骋的盛大舞台。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工业文明向互联网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陡然跃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资源的传统配置规则，使乡土空间在网络时代重新具有了足以在某些领域与城市开展竞争的潜力，亟待通过创造性的设计将其激发、呈现出来。

　　上文说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业”，而“业”的核心是资源，资源问题的核心则是交换——与城市的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城市对乡村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是直感的、也是传播的。城乡认同空间的创造让出城入乡的建筑师有机会大显身手。在某些情况下，精心设计的特色空间可以成为将农村资源变现为城市消费品的“环境触媒”。北京怀柔的北沟村和河南信阳的郝堂村就是两个成功的案例：美国业余建筑师萨洋（Jim Spears）把北沟村口的琉璃瓦厂精心改造为设计型酒店，又将一户荒弃的农宅重装为一间特色面馆，吸引到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大批国际游客来此消费和投资，数年时间就显着改变了北沟村的面貌；中国艺术家孙君和乡建专家李昌平等人，通过村舍改造和内生型互助金融联动的方式，把郝堂村整体打造成了中国最美乡村，让这个本无特殊景观资源的村落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热点，从而把普通的农产品卖出了旅游纪念品的价格，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乡建设计可以通过环境干预对农村的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产生积极影响。总体看来，只要牵住了产业和资源这个“三农”问题的牛鼻子，中国农村就还有浩瀚的可能性供建筑师的创意设计自由铺展，并对伺机虎视的城市资本“四两拨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