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草剂喷红豆02》走了巴拉刈来了固杀草，原拼洗刷污名的红豆产业，转型路再添变数

（承前文）在禁用除草剂巴拉刈四个月后，卫福部于今年5月20日公告，开放除草剂固杀草做为红豆落叶剂，因固杀草喷洒到植株后具有移行性，且水溶性高，若施用不当将破坏水土环境及影响食安，引发农界议论。

红豆产业过去为了取代巴拉刈，政府曾大力推广较为友善的资材──壬酸、氯酸钠，当固杀草进入红豆产业后，这些友善资材是否将受排挤退场？原本力拼洗刷“吃红豆配除草剂”污名的红豆产业品牌，将如何发展？而消费者又该如何自保？

禁用巴拉刈曾引发高度争议，平息之际却开放固杀草

除草剂巴拉刈从1968年核准登记，到2020年被全面禁用为止，曾经在台湾农村引领风骚超过半世纪。除了杂草管理之外，红豆产业也曾高度依赖巴拉刈，这是因为农业机械化后，采收红豆需要配合割豆机统一收割，农委会便在2011年核准巴拉刈为红豆植株干燥的落叶剂。

对农民来说，巴拉刈药效快速、价格便宜、分解快，在众多除草剂中对环境影响较小，是一项好用无比的除草武器，但却也因为它是剧毒、方便取得，严重危害民众生命安全，农委会以此为由决定让巴拉刈在台湾消失，宣布于今年2月1日全面禁用。

为取代巴拉刈，政府近年积极推广壬酸、氯酸钠做为红豆落叶剂，也有农民以尿素和盐水混合的非农药方式来当落叶剂，先前因为巴拉刈禁令引发的争论，看似逐渐平息。禁用巴拉刈四个月后，政府却开放固杀草用于红豆落叶剂，让农界再度喧腾：“既然要开放固杀草，何必禁止更好用的巴拉刈？”

高树农民阿红说：“之前政府要禁巴拉刈的时候，农民会去农药行多买一些存着，大家会担心其他除草剂效果没那么好又比较贵。”阿红的邻居贵仔是收芭乐的行口老板，自己也有种芭乐，他扬起嘴角笑着说，“哎呀！巴拉刈本来就很好用，结果一被禁，反而大家更怀念。”

红豆产业与除草剂的爱恨情仇 除草剂不除 红豆产业隐忧也难除

不论是巴拉刈或固杀草，在农村人口老化、人力不足的今日，除草剂成为农民、尤其是老农的救星。

高雄旗美社区大学校长张正扬认为，除草剂象征农村的现实面。“每次讲到这个议题，我脑海中浮现的图像大多是老农，特别是最近雨季，杂草生长速度很快，农民不得不使用除草剂。”美浓农民曾启尚虽然不用除草剂，但是他也理解老农的选择，“年轻人都离家了，只剩老人家顾田，除草剂好用、又省体力省时间，才会习惯成自然，几乎离不开了！”

提到红豆产业跟除草剂的关系，美浓的红豆农曾启尚很有感，他认为，农户条件会决定农民是否选择以除草剂来当落叶剂。“像我跟我妹妹，都五、六十岁了，不过我们还算年轻力壮，有人力去应付自然落叶，虽然会有下雨风险，也能忍受慢一点收割，但是那些年纪更大的老农，就可能做不来。”

节省成本也付出代价，除草剂让红豆产业蒙上污名

农民在各种行业中最弱势之处，就是无法自订价格，为了不赔钱，农民会想尽办法控制成本，越能降低成本与风险的，就是越好用的东西，而越好用就会越依赖。以一大罐巴拉刈3升为例，如果按照农委会建议稀释200倍，买两罐可以施用一公顷，成本只要七百到九百元。

然而好用不见得只有好处，看不到的坏处，随时有可能让红豆产业崩盘。八年前回到家乡屏东万丹的李建辉，本身是农药行之子，四年前开始担任“老鹰红豆”的品牌首席执行官。他认为，除草剂当落叶剂确实更节省成本与人力，但是也是产业的一大隐忧。

他解释，“无论巴拉刈或固杀草，都是除草剂，只要有除草剂这个因素在，对农民都很不利。你想想，每年盘商来收购红豆前，只要说‘红豆有用除草剂’，一旦诉诸媒体消息见报，消费者心生恐惧，盘商就有机会压低田边交易价，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自己行销的老农，能不接受盘商开的低价吗？”

不用除草剂的红豆田 农民在传统中找答案

长期与农会、高雄农改场合作的美浓农民朱正富，上一季种1.2公顷的红豆，他的红豆田是美浓所有红豆农的原原种以及原种田。朱正富表示，他已经有八年没有用巴拉刈当落叶剂，“我都是采用传统的自然干燥方式，如果田区有树木遮阴或比较慢成熟的植株，我才会用硫酸铵加食用精盐的方式来加速植株干燥。”他强调，“我种的可是美浓红豆产业的豆种，品质一定要最好。”

屏东县万丹乡有一位红豆奇女子──陈芊桦，六年前回乡照顾父母和家里的红豆田。她认为让红豆干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除草剂不可，有时候她会先拔植株曝晒在阳光下自然干燥，有时候使用尿素加盐巴来加速落叶。陈芊桦说：“就算被爸妈骂也要装作没听见、被邻居笑更要假装没听到，现在我的生产面积增加到九分地，全部都是自产自销。”

至于“老鹰红豆”的两百公顷红豆田，也是自然落叶的方式来采收红豆。李建辉说，“红豆本身有很好的保护膜，可以防水，如果用人为的干燥剂加速破坏，干燥过头也不好。”他也进一步解释，要改变老农的生产模式，需要通路和消费者的支持量能够大，大部分单一农民与盘商的产业结构关系，是惯行农民放不下除草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