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城悲剧01》公告征收前夕惊传老农仰药自杀！人权团体批：强制征收抵触宪法，伤害人权

拆迁1.6万户、史上最大征收案，桃园航空城开发案即日（11月9日）起公告征收范围3151公顷，自公告日起禁止办理移转，进入实质征收开发阶段。然而在11月2日区段征收座谈会上，却惊传出老农喝农药自杀事件。

芦竹里里长蔡清云在会中当面向桃园市长郑文灿报告，里内老农夫徐石定不舍祖传农地遭征收，抑郁难解而仰药自杀，未料郑文灿听闻后并未正面回应随即回到议程，令在场人士感到不寒而栗。

随着公告征收在即，徐石定名下一甲余农地换算下来将近三千坪，若依照土地征收价格，补偿金上亿元令人咋舌。若按照市场收购价格，金额更是高得惊人，不过但老农夫不仅不愿坐视农田被征收，更选择以死明志。

许多被征收户活在区段征收制度性的压迫下，连同徐老农一家，《上下游》记者走访五位被征收户，实地了解他们的痛苦与无奈，绝非市府所谓“个案处理”四个字就能轻松带过。

为何寻死？老农儿：农田是父亲一生的舞台，再多金钱也换不来

时间回到7月31日，80岁的老农徐石定被家人发现倒卧在芦竹里的自家农田工寮。他儿子徐明全说，“那天早上，他依旧到田里工作，中午饭后，照理说应该已经在家睡午觉，却没看到鞋子，透中午哪有人在田里作息？”他心里隐隐不安，去田里找人，发现父亲倒在田里的工寮，身边还有一罐喝剩的巴拉刈。

“农地是父亲一生的舞台，没有这个舞台，好像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时常跟父亲一起下田的徐明全说，“父亲一生最自豪的就是种田，别人的田拿去搭铁皮盖工厂，他坚决不要，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田超过六十年的农夫，最得意的时候就是看着田园绿意盎然，种稻种菜给自己人吃不够，还可以分送亲朋好友。”

有人质疑徐石定久病厌世或有心理压力，徐明全坚决否认。“父亲身体健壮，80岁了挲草、育苗、做沟、田埂样样自己来，绝不假手他人。家里面也没有经济问题，兄弟和睦相处，目前也没有债务，绝对不是财务问题。”

“航空城这十年，土地中介三天两头来游说，父亲不卖就是不卖。”徐明全说，虽然父亲嘴巴不说，但全家人都知他心里煎熬。“毕竟是祖传的田地，他有传承的使命感，在他手上失去土地，再多钱也换不来。他的身教下，我们家兄弟各有发展，但家里从未讨论过卖地一事。”

即便家人都感到不舍与错愕，但徐明全认为家人并未苛责父亲，“老人家选择的，也许是他选择告别他人生舞台的方式，”让他们更感受到父亲强烈的农民性格。

台权会：居住权属基本人权，强征伤害老农情感与人格

“居住权是国际人权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确保安全、有尊严的生活不受侵扰。土地征收对人权的侵害，从生活受到打扰就已经开始，”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居住权专员余宜家，开宗明义申明“居住权”的定义。

面对又一老农因航空城征收而自杀，她严肃地表示，“居住权有空间性，对农夫而言更是如此。老农毕生投入心力在祖传土地上耕耘，与这块土地连结的情感跟家族的象征意义，不是能够用补偿金的金额多寡，所能衡量或取代的。”从居住权角度而言，对老农强征农地时，对老农尊严与安稳生活已造成伤害。

癌末仍坚持抗争，航空城反迫迁联盟发起人蔡美龄：“政府怎能这样对人民？”

“实在不知该怎么说？”投入抗争八年，航空城反迫迁联盟发起人蔡美龄听到又有老农自杀，让她想起2013年自杀的老农吕阿云，一时语塞。

“希望媒体不要只是消费老农的死，能够看到区段征收问题所在。”她告诫来访的记者，却也透露自己身为干部，心里存着内疚，“很长一段时间忙于抗争，却忘了被征收户除了捍卫家园，更需要的是心理的陪伴。”

对蔡美龄来说，从宣布开发案的那一刻起，被征收户就被打入灰暗的生活当中，被迫面对充满未知的生活，同意户必须接受政府人员与地产中介的骚扰，反对户更必须承担一连串抗争过程的煎熬，承受外界有色眼光，贴上“贪婪、贪得无厌”的标签，“内心承受的煎熬，远非外人所能理解。”

“在台权会协助下，2014年我才第一次走入营建署审查会议，我才知道我们可以说不，可以不用自怨自艾，那一刻开始我知道必须站出来，事情才有转机。”在人权与社运团体的协助下，经过多年抗争，蔡美龄的家已经成功被剔除在征收范围外，但是她仍旧继续参与整场反迫迁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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