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粮卷土重来（节录自经典杂志5月号）

撰文/蔡佳珊(经典杂志特约撰述) 摄影/黄世泽(经典杂志摄影)

曾经，台湾是五榖丰登之岛。

除了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稻米，还有甘薯、高粱、玉米、小麦、花生、芝麻、薏仁、红豆……罗列成五彩纷呈的杂粮光谱。

当时杂粮交易的热络情况，余顺丰行的老板余仁圣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余顺丰行在嘉义朴子成立，专门收购附近各村落的杂榖，少年余仁圣每天都得应付前来交货的农民，“农民从店门口开始排队，排得落落长！”

余仁圣细数杂粮没落的各个阶段：最早是八七水灾造成巨大农业损失，杂粮进口开始多起来。一九八四年，政府为纾解稻米过剩而鼓励转作，推动饲料玉米和高粱的保价收购，于是愿意种小宗杂粮的人就少了，“芝麻绿豆这种小杂粮既耗工又赚不到钱，农民也上了年纪，大家都种高粱玉米去了，作物变得单一化。”

一九九七年休耕政策启动，政府逐年调降杂粮生产，这回连玉米、高粱面积也直线下滑。直到正式加入WTO，除了甘薯和食用玉米尚维持一定自给率，落花生、红豆则在关税配额保护下还苟延残喘，其他杂粮几乎全面弃守。

从丰收到弃耕

“在整个台湾农业的变迁中，杂粮的消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台大农艺系教授郭华仁提出历年数据，一九六○到七○年代，国内主要杂粮收获面积均大于四十五万公顷，现在却只剩六万公顷。

台湾把杂粮定位为“里作”，原本是两期稻作之后的冬季调节很重要的作物。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蔡培慧分析，杂粮会消失，一方面是源于世界市场经济压力，外因是与国际的贸易谈判不断开放农粮进口，譬如向美国采购大量黄豆、小麦和玉米；内因则是稻米外销受阻，于是政府鼓励转作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或花卉，挤压了杂粮的生产节奏。

另一方面则是内需市场的变迁。台湾人普遍富裕后对饮食需求有所转变，谷类减少，水果、肉类增加，农业自然也就跟着社会趋势作不同的生产。再加上工资攀升，“杂粮的劳动成本高、经济价值却偏低，无形中就被边缘化了，”蔡培慧道。

黄豆、小麦、玉米(简称“黄小玉”)是国际农粮贸易要角，也是台湾进口农产品的前三名。二○一二年，二百三十四万公吨黄豆、一百三十八万公吨小麦，和四百三十八万公吨玉米飘洋过海来台。其中小麦的进口量，甚至高过了国内的稻米生产量。

杂粮，不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而是攸关农业发展、土地复元、国民健康，甚至国族存亡的大事。复耕之途，或许漫长坎坷，却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