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商待用餐的几点疑问

知道陈晓蕾那本《剩食》是前年去香港开会的时候，再次想到则是和前阵子的“超商待用餐”有关。

在《剩食》里，陈晓蕾从“厨余”出发，追踪了厨余的来源，也比较了各国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书中，陈晓蕾给了台北“垃圾不落地”与“厨余回收”政策很高的评价，我开玩笑的说她大概是没注意到这政策隐含的“单身歧视”，她则回应当时这样写不过是想给港府一些政策压力，并且提到“去年采访了一些台湾浪费食物现象，发现很多漏洞：例如没有在做源头减量，大量便利店、吃到饱、大卖场都在丢食物，而厨余回收了，只有一成再利用，比例相当低。总括来说，中间的分类回收超仔细，但前端和末端都没有关注，也有团体在跟进。看到台北市的私人回收厨余车，是有机会出现黑心食物和废油再用，如果台湾有记者去追查报导就好了”。

的确，在《剩食》里，陈晓蕾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餐厅、食堂、超市的厨余问题与食物浪费，但是在台湾，类似的讨抡多半停留在“国人一年浪费的厨余可以堆成几座101”，只有《天下杂志》在今年四月份曾分析食物浪费问题的前端（从西螺果菜市场到家庭冰箱）和末端（家庭、餐厅、吃到饱），必且试图把这问题拉高到“饮食教育”的层面上。只可惜，就如同天下报导中指出的，我们从统计数字上能看到的厨余产生量仅限于环保署回收量统计与垃圾性质分析推估，并不包括餐厅、大楼委托民间业者的回收量。而正因为统计数字里看不出来家庭、超商、餐厅在厨余中所占的比例，因此“国人”二字反而让企业该负的社会责任转由无面孔的社会（甚至个人）所承担了。

值得观察的地方是，在天下的报导中，吃到饱餐厅和高档饭店的厨余量被特别点了出来，但另一个与你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外食场所却从报导中消失了，那就是“超商”。

在前阵子很热门的超商提供待用餐报导中，发起这爱心行动的超商店长说：“其实便利商店每天丢弃的鲜食数量很庞大”。对超商店长而言，把这些即期品从厨余桶的边缘拉回来变成待用餐点是个爱心行为，但这句话背后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会剩下这么多？”如果，每间超商都有其自豪的“POS系统”（Point of Sale，销售时点情报系统）来分析消费者行为与商品贩售情况的话，为什么还会生产出这么多卖不出去的鲜食商品呢？

更进一步地说，虽然已经有许多报导告诉我们，当超商开始卖起便当时，它所企图切入的是一个有着千亿元商机的外食市场，更不用说当超商开始买起蔬菜、水果、生鲜等我们之前只能在传统市场或超级市场购买的食材时，台湾的超商业者已经变成一个多么庞大且灵活的通路。这些报导甚至也告诉我们，为了满足超商业者的需求，原料端的食材供应者得做多少革命，“7-Eleven要求菜农必须依照规定事先裁切过，一把空心菜的重量、长度，甚至连色泽都得符合要求，才能送进工厂，也因为这样，台湾因此诞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行业──蔬菜裁切厂”。但这些报导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蔬菜裁切厂制造出来的厨余有多少？为了让消费者24小时都能吃到便当而闲置在架上的国民便当有多少？当正餐时段过去而没卖出去最后丢进厨余桶的便当又有多少？

换言之，有没有可能，隐藏在这些超商的爱心待用餐现象背后的，其实是超商的过度竞争、便当的过度生产，以及大规模厨余的食物浪费？

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与其把超商待用餐视为一种“爱心”，是不是更应该正视其背后“过度生产”的资本主义危机？

甚至，若我们把“超商爱心待用餐倡议”和过去“统一超商门市厨余回收制作有机肥”、“新北市与超商合作设置弱势饿童幸福站”等事件放在一起看，有没有可能，“如何处理生产废弃物？”其实一直都是超商业者的经营焦虑，只是今日以一个社会创新、社会责任、爱心行动的道德论述包装了超商业者在鲜食贩售过程中过度生产、过度浪费的事实？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该做的，恐怕不是歌咏超商的爱心与创新，而是得像追踪毒淀粉事件一样地要求超商该负起他们在食物浪费上该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