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欣洁：莫拉克灾区、农乡重建与我
首图/ 何欣洁 采访重建中的六龟，大人小孩希望有好的道路品质
收到上下游的邀稿，请我写一篇主题是“青年援农”的文章，我自然是十分愿意，但听到题目如此，又教人实在不敢任意答应。
担任莫拉克独立新闻网记者迄今已满一年，虽然重建区域均以农乡为主，也写了几篇农业重建与灾区食物的报导，我实在不觉得这样就能称得上“青年援农”。在台湾的大地之上，必然有很多年轻人比我更扎实、更认真地在支援台湾农业，也比我更有资格被放进上下游的援农专题里，我在这一年来所发生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符合青年援农的正面形象。不过，这也许并不仅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经验，仅希望这篇一点也不热血的文章，能够给同样感受的人一点安慰、一点重新出发的可能性。
许多人都知道，其实进南部农乡驻点采访这件事情，让我产生相当严重的适应不良。这故事要从我的身份认同与现实之间的小断裂开始说起。我的家乡在澎湖，不但符合乡村的基本定义，而且还是乡村中的乡村，海上离岛。一直到去年为止，我都对自己爱乡与认同澎湖人身份的心意毫不怀疑；我也相信，若不是因为家族坚持从小学就送我来台北念书(虽然我每年九月都必定在马公机场哭闹着要回澎湖念小学)，我一定会成为在澎湖阳光下奔跑、大学才离乡的“纯正”澎湖子弟。
但人生并不可逆，青春也只有一次。最终我与许多澎湖子弟一样，从小便被送离了家乡，来到台北求学，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再长期生活于澎湖的经验。虽然心中一直默默讨厌台北，也总是在他人见问时，坚持自己是澎湖人，但在台北生活的十余年岁月早已洗去了大部分—也许曾经短暂存在我身上的—乡村记忆，只是我从来不知道而已。
一直到我于莫拉克新闻网上任的第一个月，基于认识环境与当地工作者的心情，报名了旗美社大的农村工作坊。当时，我仍然天真地认为，我一定可以在乡村地区工作愉快。甚至在讲师提及澎湖咸小管这道菜肴，有学员表示“以前都觉得这小管好咸，后来才明白其中滋味”时，心里默默地得意：“哈哈，我可是从小吃这个长大的，一直都觉得很好吃呢！”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骄傲与误信：我是澎湖人/乡下长大的，我不是台北人/都市人。
不过，后来才知道，当天的我，也不算是完全认知错误。
后来一年的日子里，我开始在莫拉克灾区中的六龟与甲仙进行采访、记录与报导。骑着摩托车奔驰在荖浓溪/楠梓仙溪畔，在不断地迷路、回头、电话连络受访者与停下来等待午后雷雨过去的路途上，我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然忘记了乡村生活。去年的日记里，我好像还写道：“……明天又要出发去高雄，心里仍然觉得累而抗拒。陌生的房间，不安的睡眠，破碎的公路，无理的暴雨，遥远的村落，还有，新朋友们在受苦之后，偶尔怀着悲伤的眼睛，让人疲倦至极……”诸如此类绝望的纪录。
这样的故事一点都不合“青年援农”的格，以驻地为工作承诺的青年，竟然要奔回台北才能得到安眠，让身体与心理都得到休息。这样的情形想必会得到许多嘲笑—毕竟当你要做点不合时宜的事情时，总是免不了得到嘲笑—一个在台北参加社会运动、对现代城市文明总是抱持怀疑、来台北生活了十几年还坚称自己故乡是澎湖的人，竟然最终要回到台北的租屋处才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的情形实在无法牵拖、无可逃避，其传达的讯息只有一件：我已经不是那个在机场哭着要“回家念小学”的五岁澎湖小孩，而是一个标准的二十五岁台北研究生了。
台北，这个驯服了无数城乡移民的城市，终于也驯服了我，在长长的时间里一点一滴地抹去我回乡的路径。尽管每年寒暑假(现代学校送给孩子们的放风时间)回到乡间，尽管偶尔仍然讨厌台北，尽管在大学时代(到现在也是)为了那酷似渔村传统建筑的乐生院奔走呐喊，尽管小时候天天发誓长大以后(指涉意义不明)要回澎湖工作；但是，在高雄乡间蜿蜒的山路上痛苦地心想：好想“回台北”睡觉的时候，我才发现，于当下的我而言，回乡的路已经完全地变了模样。正如被莫拉克风灾侵袭冲蚀过的大地一般，尽管物理空间没有消失，从小到大的熟悉路径却已然消失了。
在这样痛苦的觉悟与身体的诸多不适应之下，我还是继续待在莫拉克新闻网工作。渐渐地，我发现于我而言，这工作最令人开心的部分，是被受访者请吃东西的时刻。
六龟是南部著名的蔬果产地，农友灾后努力携手重建
从我在美浓的租屋处骑车，到六龟或甲仙均要半个小时以上，有时候往往在外解决午餐。六龟与甲仙的市区均有一些餐厅，不过若必须到市区以外的村落采访，非假日的村庄里往往一间小吃店也没有。这时候，几乎所有的阿伯阿婶都会热情地留客吃中餐：“反正阮这边也没东西吃，而且，已经开始下大雨了捏！哩就留下来吃吧，顺便等雨停。”在无数次这样热情的邀约之下，午餐时间成了我最开心的时刻。不只为了有地方解决午餐，兼等恼人的西北雨停；实在是农家的菜色重用猪油，朴实咸香，相当下饭；饭后主人还会拿出当季鲜果招待—如果不是主人家自己种的，也必定是隔壁邻居送来的。
六龟与甲仙是南部著名蔬果产地，金煌芒果、珍珠莲雾、龙眼、百香果、荔枝全都香甜芬芳，美味无比。可能是我大吃大喝的样子带给大家相当的成就感，许多阿婶通常还会拿出自己腌渍的农产加工品加码分享，举凡私房泡菜、果干、果汁、蜜饯、山茶也通通拿出来，进了这个陌生年轻记者的五脏庙。
这些地区的农家与台湾其他地区相仿，通常只有老人家在家耕种，房子里弥漫着子孙偶尔回来暂住的讯息，我对这些家常食物大快朵颐的行为，恰巧是一个孙子对阿公阿嬷应尽的义务：把他们用心准备的自家土产吃光光，并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一顿中餐吃下来，往往让大家放下了访问/受访时的紧张与生硬—每个农人讲起自己的田地与食物时，往往是最自在、最放松，也最容易出现值得记录的话语的时刻。
渐渐地，我的背包里越来越多农家送给我的农产品，也交出了几篇关于小农重建与灾区食物的稿件，开始对于自己的采访区域越来越熟悉(自然不完全是因为吃)，慢慢地跨过了“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辞职啊？”的阶段，平安度过了身在南方的第一年。
走到今天，再度回顾去年旗美社大农村工作坊里的“澎湖咸小管”事件，虽然一方面足证我去年的自信实在禁不起现实考验：即便在美浓、六龟与甲仙受到大家热情而妥善的照顾，我却早已惯于做个台北人，若要“回乡”，必定是一段披荆斩棘重新开路的、最最遥远的旅程；但另外一方面，我的自信也非全是空穴来风，食物与味觉，是我全身上下唯一仍然记忆著乡村生活的地方。
我不特别眷恋台北的西洋排餐、速食饮料，唯独欣赏一个用猪油香煎的传统荷包蛋。在现代性与城市生活如土石流一般，彻底冲洗侵蚀掉我在澎湖长大的儿时记忆时，唯有这些农家小菜，是我熟悉的老朋友。我想起我们家，虽然在台北买了公寓大厦，也顺利地将小孩一个个送进台北的大学念书，却常常喜欢用新式大烤箱烘烤臭臭的鱼干，一边烤，一边流口水，旋即把那在都市标准中臭腥不可当的鱼干连撕带咬地啃光光，空留一屋子海风野味。
当然，我们并不应该怀抱着乡愁说，这样就够了，尽管我们一步一步地抛弃了乡土，头也不回地迎向了现代文明，起码还有乡土风味餐陪着我们。只是于我的经验而言，味觉是最后的堡垒，食物是改变的起点，让人有力气带着无法适应乡村生活的身体，继续抵抗台北生活于我的驯服。
上下游的创站理念是为台湾的“食物与小农”作一个销售与理念交换的平台，于我这个贪吃的故事恰巧遥遥呼应，因此不以为丑，写下此文。也希望抛砖引玉，给那些有志回农，却与我同样苦恼于自己实在有够娇生惯养的青年们一些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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