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底限─圈养海豚的五大自由？

今天是1月23日世界自由日。

这一天的由来，虽然与历史上的战争有关，但节日的意义，也许更着重在提醒人们反思日常生活中习以为然的秩序、或是重新记忆那些可能随着时间推进而淡忘的伤痕与教训。就像不是基督教的人也同样欢天鼓舞地庆祝圣诞节、二二八纪念日领导人也都一定要率领群众默哀致意一样，既然今天是世界自由日，那么我们也就重新被提醒了思考:“自由”的意义。

生长在台湾这个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对于“自由”的敏感度极高，无论是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日常行为表达一旦被干涉或侵犯，都会让人们马上意识到不适感；照理说，在这种普遍认知的意识训练之下，我们应该相对于受到囚困、拘禁、禁锢的生命体，都有高度的同理心才对­——但事实上似乎不然，在台湾的动物园、大型水族馆(海洋公园、海洋世界)里依旧圈养著许多种类的动物，即便日前有阿河眼泪事件，牺牲了它的生命希望可以唤醒人们的同理心，但却依然无法与人们猎奇的观赏心理抗衡。

当我们高举双手伸张自由的时候，却只有极少人会转身看看那些牢笼中的动物，去思考关于它们的自由；当我们开始思考“自由是有底限的吗?”这个关于生命的哲学问题时，殊不知对于被人们圈养奴役的动物而言，自由还真是有个对应的底限的。最早提出动物自由建议的英国政府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FAWC），在1992年为回应Ruth Harrison于1965年所著《动物机器（Animal Machine）》一书，确立了“动物福利五大自由”（Five Freedom）的基本概念 。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进一步于2005年开始逐步订定各项动物福利纲要，推动各会员国制订相关法律与政策。

于是，当时以“让动物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自由”为诉求所制定的“五大自由”，就成了现在许多动保人士或圈养机构，用来拿检视或自圆其说的依据——但值得思考的是，当自由有了底限，还是真正的自由吗? 有时，我们必须谨慎地看待这些条件所自困的圈套，当一套评估标准被制定，事件本身已脱离了生命该有的状态，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为这些受困受苦的动物，争取进一步的生存空间而已。有条件的自由，也许是一把比例尺，让我们看见”自由”对于这些被圈养的动物而言，是多么地遥远。

免于饥渴的自由（Freedom from thirst,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可享用足够饮水与食物。—

生命三大要素:阳光、空气和水。对于被圈养的海豚而言，究竟如何算得上“足够的饮水与食物”呢?

根据曾在圈养海豚机构工作的训练人员所说，海豚每天的食物是定量喂养的，喂它们吃多少，则是由体重的比例来决定。动物们无权决定自己要吃多少，取决于人类认为它们该吃多少。而众所皆知的事实是：圈养动物的训练就是靠饮食控制作为诱导，训练人员透过动物对于食物的惯性与欲望，以“正加强”(奖励)或“负加强”(惩罚)的方式，透过食物来训练动物做出(不论是为了医疗或表演)各种人类期望的动作。

换句话说，动物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被允许或禁止“享用”它们的食物；基于动物健康的考量，圈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会辩称，最终仍会给动物吃到固定的量，不会刻意去让动物挨饿。然而，不论是多么正向的说法，都不抵动物若没有对食物的缺乏为诱因，根本不会听从人类指令的事实。

动物福利的五大自由，被用以检视原来生活在大海里的海豚所处现况，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愿望。人类在商业行为的利益驱使之下，去野外捕捉这些自由自在的生命，再以五大自由来包装它们其实没有过得那么糟，甚至去强调自己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资源来达到照顾动物的生存品质，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在此，我们并不将搁浅救援的鲸豚列入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目前国内表演机构所蓄养的海豚，从来都不是来自搁浅救援的照护，而是勾结在全球捕捉—展演产业链底下蓄意操弄从中获利的商业行为，多少生命的尊严在金钱的交易中被牺牲，多少不忍心的照顾者被说服与收买。

说到底，人类世界的利益本就不该用动物/他者的生命作为交易和威胁，当我们在这一天讨论人类的自由时，是否也应该花个几分钟，为不可能讨论自由的动物们默哀呢?

当然，更积极的是，从这一天起拒绝成为扼杀动物自由的帮凶，不支持动物表演产业，让野生动物待在原栖地，用它们生命的秩序，世代繁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