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堉／失落十年的水产养殖王国如何再起？台湾养殖渔业的永续之路
文／徐承堉（涌升海洋、责任渔业指标创办人）
我国渔业生产可分四大项目，包含远洋、近海、沿岸渔业以及养殖，2016年统计年产量共100万5千8百公吨，其中远洋渔业产量占比58%，看似第一，但其中91%都直接外销，提供国内内销鱼货仅有5万公吨。产量次之为养殖渔业，总产量23万2千287公吨，产值高达288亿，其中有73%为内销，每年供应国内16万9千978公吨的鱼货，在四大渔业内销产量占比46.63%，高居第一。
以全球来看，因海洋资源浩劫，2014年后，养殖渔业供给人类直接食用数量已超过捕捞渔业，且持续快速生长。而不论我国或全球，养殖渔业多半供应内销，是地产地销的重要海鲜来源。然我国养殖渔业近年面对极严峻的产业挑战，如何走出台湾养殖渔业的永续之路？本文尝试盘点产业发展与挑战课题，提供各界共同关心探讨。
（3）台湾养殖渔业内销价格波动，来自不稳定的“政治导向外销”
不论是全球或台湾，养殖渔业都有七成为“地产地消”，策略上应以内销市场需求优先，然而台湾原本稳定的内销供应练，却屡屡被“政治外销”波动影响，导致国内价格不稳定，甚至发生崩盘现象。
例如台湾的石斑鱼养殖，因为生产成本原不具外销竞争力，但是在政治介入情形下，导致国内养殖业大量养殖石斑鱼，赚取当时的两岸红利，待政治情势转变，过量生产无法顺利外销，只有回销台湾，冲击国内市场。
又例如鲈鱼也是典型的外销物种，订单来时追养，等养出来后订单不见了，于是又崩盘，台湾鲷也为了外销多出3成产量，最后全体崩盘。台湾养殖价格波动，都是外销拖累内销，无论政府喊出西进、南进，都是政策动机驱动，但当产品本身不适合外销市场时，这些都只服务了政策，苦了老百姓，看似创造效应，其实不稳定。
回顾台湾过去在养殖水产品的出口表现，以及评估台湾相较于世界的生产效率，台湾未来在食用养殖水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不足，因此如何巩固国内市场才是首要之务。而在出口的考量上，是否有机会利用台湾优良的基础发展出技术输出的另一片天空则是重大挑战。
四、法规制度应有大幅度加强
台湾水产养殖相关法规相对于渔业先进国家较为不足，当大家习惯不受约束的生产时，发展出来的技能及产品不但不利于产品的输出，更不利于技术的输出。台湾养殖渔业要走向永续之路时需要加强的有：
（1）保险制度：
保险的制度最重要的精神在于风险管理，而风险管理的基础在于正确的生产数字。今天台湾开始有了养殖保险，这虽然是一个好的起头，但是这种指数型的保险却少了保险最重要的风险管理精神，大家不可误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保险。
（2）鱼种的限制：
台湾浅盘式的养殖发展导致大家将注意力放在新物种的开发，而不是技术的深化，导致大量引进外来种甚至人工种的繁养殖，甚至操控基改的手段。在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下无限制的鱼种开发不但不会深化台湾养殖技术更可能带来产业毁灭性的伤害。
（3）环境管理：
不论是养殖用地、地下水使用及养殖用水的排放，台湾徒有法令确执行不力，导致产业不当竞争，对培养有竞争力的生产者及产业发展模式极为不利。
（4）产销履历、环保标章等制度：
由政府主办的产销履历等制度存在根本的结构错误，政府应作为制度的规范及监督者反而介入制度的建构及执行，权责错乱终究难有成就。
（5）产业结构：
台湾当前水产养殖面临最严重且迫切的问题，在于人才的缺乏使得产业无法进行世代交替。过度的政治操控导致产业缺乏政策，渔会、协会、基金会林立却多不务正业，都严重破坏产业合作的机会，导致不当竞争使得优良的业者面临传承的困境，这一点将会是台湾养殖业发展最深沈的问题。
五、结论：台湾水产养殖已失落十年，人人有责
作为参与台湾渔业发展的一员，面对台湾养殖“惨”业实在是寝食难安，难道台湾的产业就要断送在我们的手中吗？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悲惨！台湾的水产养殖大概面对了失落的十年（也许更久），这不是任何人单独的责任，而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首先必需思考的是，大家在工作岗位上是否负起应有的责任？是否说得比作得多？是否知行合一？是否短视近利？这些问题都是希望台湾水产养殖走向永续之路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基本上台湾水产养殖的基础及本质仍佳，但是由于近年来受到中国大陆等国家强力竞争及威胁，加上产业缺乏远见无法有效合作，因此才会面临衰退。
最后个人最衷心的呼吁不是要政府加紧作为，反而是政府需要立即停止对产业过多过当的干预，因为今天的政治氛围使得公务人员及渔会都无法摆脱政客的勒索，结果是赔上我们的产业。
政府要作的是法规的修订及执行，对于产业的脱序行为要负起监督管理之责，至于产业发展应透过产业的团结来达成。
另外强烈呼吁规划农渔业逐步纳入税务系统，建立可信的统计数字作为产业升级的基础，同时抽取适当的税金，并将这个税金交由产业主导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永续发展的支援，政府完全不得干扰这个税金合法的使用方向，只能监督税金使用的正当性。产业维有负起应有的责任才有永续经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