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田污染有机扛责农友:一被验出就判死刑,谁敢做有机?
“如果公共场所有人吸烟,旁边一堆人吸到二手烟,警察来了,请问应该取缔哪个人?”答案显而易见是吸烟者。“不是,是抓吸二手烟的人!”天起农农场经理谢玉妃气愤难平地以这个荒谬的比喻,凸显当前国内有机农民最大的梦魇──农药邻田污染。
种植有机杭菊的谢玉妃刚刚放弃一块经营了四年田区的有机验证,因为产品干燥杭菊在六月份被卫生局抽检出农药陶斯松与爱杀松的微量残留。
但她自认不曾使用任何化学农药与肥料,并按有机规范设置隔离带与围篱,平常更与周边惯行农民敦亲睦邻,尽其所能防范农药的邻田污染。采收前、采收后、烘干后自主送验三次,结果均为无农药残留(N.D.),但这些努力都比不过政府单位一纸检验报告。
谢玉妃已经找到污染来自邻近农友,此农友也提出切结,证明他确实有使用这两种农药。但谢玉妃求告无门,只得忍痛退出有机验证,产品被下架,甚至被卫生局以“对人体健康有害”为由要求销毁。
有机农友遭受邻田污染的事件层出不穷,农药“零检出”的紧箍咒更逼得农友战战兢兢、几乎窒息。
农友:“一被验出就被判死刑,谁还敢做有机?”
有十多年稽核经验的慈心有机验证稽核员魏忠诚表示,有机农友一旦被验出农药,邻田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这类案例就算被验出,残留值也非常低。
谢玉妃指出,农药飘散距离可达2公里,屏东有案例即使在连栋温室内栽培的有机作物都遭受污染。“除非你躲到深山里去种。”她目前正在寻找适合有机的新田区,发现超级难找,附近只要有惯行果园或槟榔园一律排除,“有机田难找,有机规范又处罚受害农民,这样有机的面积怎么可能增加?”她质问。
杭菊是以干燥花朵形式贩售,若遭受污染,当鲜花经过干燥浓缩,农药残留被验出的风险性更高。但国内农药残留容许量并未对此类作物仔细区分干品与鲜品的标准,且在有机规范中一律是零检出。
以玫瑰花瓣为主力产品的屏东大花有机农场负责人杨添得,也曾有类似遭遇。三个月后有关单位复验才还他清白,但已经造成巨大损失与经营危机,一时间原本合作的有机通路都直接下架。他直言,“一被验出就被判了死刑,谁还敢做有机?”
杨添得曾获神农奖殊荣,强调有机需由专业农民来做,“我连有机可用的防治资材苏力菌、枯草杆菌都不喷洒,也不施有机肥,”作法是比有机更高难度的管理模式。他认为有机的精神在于照顾土地、永续经营,而不是作为精品卖给有钱人。如果老是把“零检出”当做最高指导原则,“通通去盖植物工厂就好了。”
杨添得譬喻,具备有机理念的农友就是希望带动更多人来做,若为了怕污染跑到四下无人的地方,就失去意义。就像和尚要度人,庙不会盖在深山里,而是盖在人多的市区。
绿色阵线协会首席执行官吴东杰指出,目前国内有机的概念被窄化,被法规绑死,“只有商机,没有生机”,而且太注重产量与技术面,生态永续与社会关怀等其他重要价值的讨论都不够。
台中市有机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巫建旺说,惯行农法也可以做到N.D.。“什么才是真有机?要有心!重点是你的作法对土地有没有正面的帮助?”
生产者如果只是把化肥换成有机肥、农药换成有机防治资材,却缺乏核心精神,如同“惯行化有机”。而消费者只在意标章或检验报告,却不去了解生产过程,也只是盲目在吃有机。
纳入友善耕作,让有机更宽阔
要进入有机农业,在摸索栽培与销售的过程原就艰辛,加上邻田污染的压力、所费不赀的验证费用和繁复程序,让许多农友裹足不前,甚至加入后又退出。国内有机种植面积2015年为6489.96公顷,只占耕地面积0.8%,且近五年来增长迟缓,明显遇到瓶颈。
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苏慕容指出,全球的有机面积也只占可耕地的1%,症结就是卡在有机验证这个门槛。因此IFOAM(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在2014年提出“有机3.0”概念,认为有机发展从理念萌芽的1.0时期,到建立规范的2.0时期,如今应迈入更宽广的3.0,设法协助更多友善耕作却尚未符合有机验证的农民往这方向发展。
目前国内民间团体与政府单位也正在思考如何将友善耕作纳入法令,将参考IFOAM提倡的“参与式保障系统”(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简称PGS),在第三方验证之外另辟出路,期望跳脱有机农业当前困境。
不过农民等不及政府法规修订,必须先自谋生路。杨添得说,目前农场维持有机验证,但他不再依赖从前的有机通路,还特地把产品上的有机标章通通拿掉,并调涨价格。“就是一种抗议!”事件过后他展开大反攻,勤跑卖场展售,“跳出框框,反而海阔天空,”现在生意还比从前更好。
“有机农友都做到愁眉苦脸。有机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农法,却变成痛苦农法。”听闻政府有意修订有机法令,杨添得希望,未来政府与专家学者在立法时,要以土地为出发点,倾听农民的声音,建立健全的有机产销制度。不要匆促订定,又制造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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