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笔记：走进印尼的咖啡贸易

首图/ 童智伟  当地收购场的妇女工人，正在进行挑豆。

近几年，公平贸易（FairTrade）这个概念，在台湾或许已经逐渐为人所知，不过公平贸易这种被称为另类贸易（alternativeTrade）的贸易模式，背后所想要解决的问题。身处在台湾这个尴尬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似乎有点难以想像。

“为什么需要公平贸易？”而“贸易又是如何不公平？”心里带着这两个问题意识，我跟雨林咖啡创办人吴子钰在五月中旬、印尼咖啡产季，五月中旬到了印尼亚齐（Aceh）省Gayo山区的咖啡产区以及苏门答腊岛最大的咖啡集散地—苏北（Sumatera Utara）省的棉兰（Madan）市走了一趟。

亚齐省（Aceh），位在印尼苏门答腊岛（Sumatera）的东北边，邻近有两个(注一)印尼重要的咖啡产区：Gayo山区与多巴湖(LakeToba)产区。其栽种的咖啡树种为阿拉比卡（Arabica），而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又称其为曼特宁（Mandheling）。我们在短短的两个礼拜，主要走访位在Benermeriah县的Gayo咖啡豆产地。

飞机距离产地最近的国际机场，苏北省（SumateraUtara）棉兰（Madan）国际机场，棉兰可称上印尼的第四大城，她不仅是附近咖啡豆的集散地，同时也是许多热带经济作物，像是：油棕、橡胶等等的出口集散地。这个城市有将近两百一时万人口，有爪哇人及其他种族，还有相当多的华人居住于此。

(当地的传统市场中，贩卖许多当地人日常生活饮食不可或缺的各种香料。图片：傅伟哲)

我们印尼行程的前半部分，多在在棉兰市闲晃。因为子钰要与当地苏北大学继续签订研究雨林咖啡相关议题的合作备忘录，同时也要和去年接受子钰赞助的研究生见面，所以我们前前后后拜访了森林系、生态系、农经系还有苏北大学副校长。

这个研究的资助计划，是希望能让当地的学术单位对当地的咖啡产业进行研究。因此，从前年开始，子钰即从几个生物系开始，陆陆续续的与系上展开学术合作。

(当地生物系的学生，正在报告他的研究计划。图片：傅伟哲)

在走访苏北大学之后，我们接着拜访了在棉兰市与子钰合作的出口商，出口商简单的向我们说明了在产地的咖啡豆收购商是如何运送咖啡到此，进行装运货柜前的最后加工。他向我们提到自己同时手握有FLO标签(注二)的公平贸易特许认证以及其他不同要求的咖啡认证体系。

他也提到，理论上，在当地如果想要申请FLO的认证标签，必须向当地的Indo-Cafeco这个组织提出申请，申请的主要要件是必须要向同样握有FLO认证标签的农民组成的生产合作社收购咖啡豆， 并且以每公斤22分美元回馈合作社，这“回馈金”则作为农民合作社自由支配、投资的基金。

不过，实际上农民合作社的组成，多是第一线产地的收购者（collector）去组织农民，更进一步来说，也是这些收购者向公平贸易组织申请认证的标签。而回馈金是否真正的使用在农民身上他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从我事后访谈其他收购商却发现，虽然农民是否获得更多福利不得而知，但收购者确实因为公平贸易认证的收购体系而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入(注三)。

行程的后半部，我们进入了Gayo咖啡产地，他是亚齐省的一个Benermeriah县，主要生产Gayo咖啡豆(注四)。我们实地的拜访了几位当地农民，其中一位是已经与子钰合作第三年的咖啡农，我们称他为Papa，Papa除了是一个勤奋的农民之外，也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他也曾经是当地村的村长，为人正直，当地人相当尊敬他。

他告诉我们，当地大部分的居民以咖啡栽种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这样的经济收入，最多只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基本开销；因此，在非咖啡产季时，Papa告诉我们，有时候可能得跟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通常是收购者，借米甚至是借钱，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咖啡价格的波动影响他们生活非常剧烈。

我们问到，是否有听闻FLO的公平贸易组织的运作。Papa则说，他本身就所谓的公平贸易合作社组织的成员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合作社的讨论。因为，他的名字是被挂上去的，合作社的人们还会在FLO稽查人员来的时候，将FLO的认证牌子挂在他的咖啡园上，表示他是FLO认证的农民。他不清处公平贸易做了什么，只因为他的朋友希望借用他的名字，他就给了名字。对他来说，公平贸易做了什么并不是太重要。

Papa又说，最近的咖啡价格上涨，让他们生活经济压力相较以往舒缓许多，不过，总体来说，咖啡生产的收入大概也只能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开销。

(papa正在教孙子朗诵可兰经。图片：傅伟哲)

(当地的咖啡收购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第一次的晒豆。图片：童智伟)

(Papa与他的好朋友，带着我们走访他的咖啡园。图片：童智伟)

我们也和当地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收购商见面，他是Mr.ISLAHUDDIN，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他为我们介绍Gayo当地的咖啡产销概况。他提到，他底下大约有二十位左右的第一线收购者（collector），而一个第一线收购者，通常下头也会有三十位左右的咖啡农。这些收购者长期收购农民的咖啡豆，同时还会为他们进行初步的去皮与晒豆加工。初步的加工完成后，才会把咖啡豆交给自己。待自己集货并进行第二阶段的加工处理后，会把处理完的咖啡豆送到咖啡出口商。

他进一步告诉我们，这样的产销关系在咖啡产地是很普遍的。因为如此，他虽然听过公平贸易所作的事情，但是根据他的经验判断，他认为公平贸易在当地并不太可行。他举出一个外国投资的组织：Long Term Agreement（称：LTA）曾经在当地长期对咖啡进行收购与研究，并且为当地建立“GAYO”咖啡豆的品牌。

虽然LTA也标榜让生产者得到比较好的收购价格，但实际上，LTA却欺骗了农民，积欠农民200，000美元，农民知道后，曾经非常愤怒的冲进LTA的办公室，搬走里面的家俱。他认为，公平贸易理念很好，但真正要落实太困难了，因为农民还是没办法掌握全部的资讯，资讯还是掌握在收购者上，收购者可以同时欺骗公平贸易组织也可欺骗农民。

相对的，他相当感谢子钰在当地为农民做的事情，他提到，他是唯一一个愿意花时间跟他彻夜长谈，如何帮助在地和农民的收购者，所以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才称得上是“公平贸易”。

在我们陆续走访了，在Mr. ISLAHUDDIN下头的几位收购者之后，我渐渐能感受到当地产销的静态稳定结构，也慢慢开始思考，所谓的“贸易公平”以及“贸易不公平”是如何在这看起来一切都相当和谐的咖啡产地中一点、一点的形成。

附注
注一：根据台湾咖啡协会网站上之统计资料，至2003年为止，印尼为全球排名第四的咖啡出口国。

注二：FLO：Fair Trade Labeling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国际公平贸易组织。

注三：此部分，要提醒读者，“回馈金”究竟如何回到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因为我的资料有限所以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合作社到所谓的咖啡出口商，中间仍然有所谓的大、中、小盘商的收购机制存在。而我认为，公平贸易机制如何确保这中间的收购机制也能以公平价格运作，才是真正得以达到理想运作的关键。

注四：Gayo指涉是族群的名称也是地名，主要是在亚齐省北部的山区，因为当地大量种植阿拉比卡咖啡树，且品质享负盛名，因此，也指涉一种咖啡品牌。可参考维基百科关于印尼的咖啡制造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