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耘农村草根访调系列一：美浓烟叶(2)

文 / 吴佳玲、郭彦廷、廖贞雅

台湾烟业从战后便持续成长，但随着资本主义狂扫全球，烟业也无法逃离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在民国七十五年台湾为了加入GATT，开始朝“贸易自由化”调整国内政策。隔年，政府便于民国七十六年“开放洋烟洋酒进口”，外国货打破市场上公卖长期的专卖，国产香烟的销售量也于这一年开始年年往下跌。随着台湾对外贸易的关口逐渐大开，公卖局开始大幅缩减烟草种植面积，于民国八十二年提出奖励烟农废耕计划，以各种奖励补偿的政策，鼓励烟农申请停种烟叶。

全球化下契作烟叶的崩解

在民国九十一年台湾加入WTO后，烟酒公卖局开始迈向民营化，改制为“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加速了本土烟业的凋零。

美浓从这一年开始，烟田面积以每年减半的速度迅速萎缩。改为民营的烟酒公司计划在三年内，不再收购本土烟草，但是烟农和政治力的施压之下，全台湾烟叶的种植面积尚维持在七百零二公顷，而美浓只剩一百五十公顷，曾经被称为烟叶王国的美浓，如今再也看不到往日的荣景。

当国家借着“自由”之名，在农业生产关系中扮演着新的角色，并重新建构了农业生产关系，农民是如何面对大环境的改变，并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因应之道？

了解烟农面对台湾烟叶凋零的生存之道是访调小组此行的目的，我们看见当面对大环境的改变，农民并非静止不动，且因为生产关系是复杂的，因此在劳动力、土地拥有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到生产后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形式，都会因农民之间的异质性而有所不同。

农民过去和天奋斗，现在和时代的转变奋斗。当烟叶从国家规约到转变为市场机制，契作保障也不再复见时，有些人选择不再种烟叶，有些人选择租田给别人，或是转种其他作物，也有人逆向操作，开始大量和有许可证的烟农收购土地，转型成为农地管理者。

在几天的访调中，小组拜访了许多烟农，听见许多不同的故事，以下将就当中较具代表性的四位进行美农烟农现况的初探。

多方投资的生存之道

访调小组到美浓的第二天午后，拜访在当地种烟几十年的烟农伯伯家。

当我们一行人来到烟农伯伯家时，烟农伯伯和伯姆（客家话的“伯母”）恰好在自家的小菜园里忙着。

小菜园似乎成了农家的基本配备，小菜园的存在，说明农家看不惯土地被“闲”下来，就像烟农伯伯夫妇都七十多岁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闲着，还是坚持下田耕作。走进烟农伯伯犹如小型工厂的后院，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烟叶干燥机，空气中弥漫着烟草香，烟农伯伯拿着烟叶向我们说明烟叶采收后，必须成束地捆绑，接着再进行夹烟，然后放入烟熏室进行烤烟。

烟农伯伯种烟种了五十多年，民国二十九年开始推广种烟叶，那时候种烟叶，公卖局还会提供免费的肥料、农药和种子，民国五十年至八十年价格很不错，一公斤甚至可以高达两百元以上。

不过，并不是所有送到缴烟场的烟叶都能有这般高的价格，还需要经过分级筛选。另外，筛选的过程时常只靠检验员的一双眼睛，有时候烟农会不满意对方的判定，故在分级的过程中时常发生意见不合的冲突。

烟农伯伯戏称自己一直在经营“地下烟厂”，早期因为每个县市都有在卖烟叶，开始收成时即四处联络，若这次自己的烟比较多，对方的收成比较不好，就可以将烟卖给对方，因为以前收烟收的数量没有那么严格。

现在的“地下烟厂”运作则是因为一个人不能种太多，所以大家可以彼此调节数量。烟叶愈来愈难种，除了土地面积减少的处境外，还面临原物料上涨，像是油、农药或是种籽，就连肥料也是。过去有公卖局时，肥料是分配好的，也不需要付钱，缴交烟叶时再一起扣款，现在则是强制买料。

面对烟叶的式微，烟农伯伯在七、八年前开始部分转种红豆，因为那时红豆的价比较好，而且烟叶也愈来愈少。

烟农伯伯说，虽然现在种红豆是从过去国家保障收购的农业生活转为进入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买卖生意关系，但自己主要是和熟悉的厂商合作，采收的时候，只要打电话通知一声，对方就会到田里收购采收好的红豆。红豆现在一斤约有五十多元，平常若是有四十元价钱即算不错，然而红豆并非每个人都种得起，需要技术。

除了转种红豆外，烟农伯伯还种一些有机蔬菜，但不是做大生意，而是自己到市场卖菜。靠着自己多年的农田经验，烟农伯伯培养出看地的眼光，于是也开始买卖土地，让自己在不能完全靠烟叶生活的当下，活出另一条路。

所以未来就是不种烟叶了吗？我们如此问到。

谈到未来，烟农伯伯说政府现在还是要种，所以自己还是会继续种烟，因为种红豆虽然比较轻松，但价格会有波动，所以心理压力比较大，种烟有固定买家，至少不会亏本，而且虽然竞争比较多，但只要自己的品质好就不用怕，烟农伯伯对着我们很有自信地笑了一笑。

不断创新的生存之道

离开烟农伯伯家后，当天晚上我们前往另一位当地烟农－朱大哥的家拜访。

朱大哥的家也有一座烟厂，所以一进入四合院后，一股淡淡的清香马上扑鼻而来，那是美浓人家特有的香味。热情招呼我们的朱大哥泡完茶后，和我们讲的第一件事不是烟，而是他现在在栽种的无籽柠檬。

他说，WTO后很多人不种烟，因为面积太小或者是种不好，刚开始比较多人转种芭乐，那时候的价钱很好，但种芭乐需要很多工，自己现在比较做不来；那时也有人选择种木瓜，但是种木瓜的投资高，像是架网、铁管的费用都很高，且一开始种的人多，当时市场已饱合，价格波动也比较大。

(木瓜是现在美浓烟农转作物的选择之一)

朱大哥说，转作要考虑资金、技术、市场与人工。

在早些年选择种桔子，所以现在对同科的柠檬种法比较熟悉，于是他开始尝试栽种无籽柠檬。然而，现在的市场以有籽柠檬为主，因为无籽柠檬和有籽柠檬的味道不同，价钱因较高，所以比较没有市场。去年因为八八风灾，有喊到一公斤要价二百元，然而平常根本没有这个价，价钱很差，一斤才二块半，他笑着说，种柠檬有机会饿死！

(美浓出产的无籽柠檬：装袋之后，再附上一张可爱的说明小卡
片，即变得非常有卖相)

种柠檬和种烟最大的不同，是烟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有了契作，只要努力基本上每公顷就可以毛收五十万。然而，朱大哥现在已经不种烟了，因为公卖局不买，而且种烟需要大量体力，朱大哥说自己已经没有那么多力气。另外，原物料一直飞涨，油一桶曾涨到五千五百元，一公顷约要八桶油，光油就多了两万多的成本，实在是吃不消啊！

朱大哥说，或许大家一直以来都觉得烟叶很好赚，但事实上烟叶是一个需要世代累积的行业，因为一个烟厂的形成，不论是机器、土地或是人力都需要大量资本，若没有一代代累积下来，很难凭空而成。

务农的生活中，朱大哥的高中学历曾是他的阻力，因为在当时念高中是很高的学历，他周围的朋友不是在公家机关工作，就是在当老师。当他决定要回家继承烟叶时，很多人嘲笑他，有段时间，他自己在朋友面前也总抬不起头。

然而，他的高学历却也为他开创另一扇门，民国七十三年时，公卖局看重朱大哥的专业，找他签烟叶研究研发的契约，希望朱大哥可以帮忙试种新产品，并且比较品种间的不同，也请他帮忙研发新品种，答应会给予他另外的补助金和成果金。

“种烟的人要自己了解烟”，访问的过程中，朱大哥不断强调著。

很多人抱怨烟价不好，但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烟种不好。朱大哥自我要求高，不论是要求自己一定要产高品质的烟，或是新品种的实验不能失败，要求自己每年一定要有成果，这份对自我的高要求让公卖局对他非常的信赖，实验从不假他人之手，最忙碌的时期，他曾经一年要完成四、五个实验，但也让自己多了笔保障收入与自我成就感。

回忆起过往种烟的风光时期，兴奋中带着些许无奈的朱大哥话峰一转又说着，只要自己常保研究的心，细心照顀作物，且持续研发新事物，总是会有另一条出路。朱大哥的言语间带着一股务农的骄傲，他说，现在看到那些同学，他的头都会抬得高高的。

商业经营的生存之道

在美浓的第三天晚上，访调小组到了刘先生家。

刘先生家在一条大马路边，建筑并不是烟农常见的烟厂与住家混合的建筑，而是公寓式住宅。进门后墙上满满的匾额，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声，就像个忙碌的生意人，和我们这几天遇到的烟农感觉都很不同。

在高级沙发上坐下来后，刘生生说，其实WTO对烟草的冲击不大，因为台湾的烟本来就是混合的烟，不管如何，一定是需要台湾的烟草。然而，台湾的烟比较贵，一公斤就要二百元，单价与成本都太高，才是造成台湾烟叶无法生存下去的主因。

刘先生早期并非从事农业，一开始是卖干燥机，退休后到中国大陆专精农药生意，十年多后才回到台湾务农。早年虽然没有种烟，但他将土地过户给太太，并且租给别人，到大陆时卖掉了一部分的土地，只留下四分地，是回到台湾后一口气买了十甲地，虽然曾被砍到一点八甲地，但他现在又开始重新买地。

当时为了买地就花了不少钱，另外，虽然原本自己就有烤烟机，但光其他制烟设备就花上一千多万。现在他还持续在买地，因为现在一个人可以种的面积太小，许多不种的人就会选择卖地。

为什么要一直买地？刘先生说，因为作农就是要大面积种植，台湾的烟草以前因为耕种的面积太小，所以不能用机械，然而台湾未来的走向会从小农走向大面积种植。

烟草是最稳定的行业，槟榔第二，虽然现在整个市场乱掉了。然而，农业中还是会有政治问题，候选人要选举就需要票，如果完全不种就会引发烟农的抗争，为了政治上的问题，一定要掺本地烟，因为不能让农民失业，所以不会这么快就完全消失。

更何况，“一个没有本土烟草的公司，还算什么烟草公司！现在只是为了成本所以只好递减本土烟草的数量，因此只会递减不会消失。”刘先生用着肯定的语气说。公卖局在转型成烟酒公司后，开展出一套形式上的标烟活动，其实也等于是变相在保护剩下的烟地。

“世界上所有不能种烟的国家一定很穷”，刘先生说因为烟是高利润的物品，如果纯进口的话，钱全部都会被赚走。至少目前还有两年可种，后年或许还可以继续种，烟酒公司完全民营后会发生什么事还不清楚，但本地烟叶不会完全消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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