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药单位面积用量世界冠军│植病权威曾德赐：植物医师加处方笺解决用药困境

“植物医师负责田间各类病虫害诊断，选取最适当的用药交予农民”，关于上述想法，早在十年前就有学者提出建议，但《植物医师法》的推动至今依然遥遥无期，除了受到部分农民、农药贩卖业者的反弹，日前更被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要求“正名”，植物医师应称作“植物治疗师”。在种种风波背后，到底台湾需不需要这群植物医师？实际面又该如何操作执行？且听植病权威曾德赐说分明。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农药角色举足轻重

植物医师的概念提出已久，但其必要性何在？中兴大学植病系荣誉特聘教授曾德赐指出，这都得先回归到农药的使用上。因作物的病害大可灭国，如十九世纪爱尔兰的大饥荒，就与马铃薯晚疫病的爆发有直接关联，这种病害造成当时上百万人饿死、病死，严重的饥荒更大幅减损该国的劳动人口。此外，虫害的侵袭也不可小觑，像欧陆大量蝗虫过境也一度对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因此，农药的使用算是一种抵抗的必然，如二战后农药的大量使用，提高了作物的生产效率，喂饱了整个世代，其他如杀虫剂等的应用，更抑制了虫媒传染病的传播。尤其在全球气候变迁加剧的情况下，带来益加剧烈的病、虫害，农药的使用更显得举足轻重。

台湾农药“单位面积用量”全球冠军，市面充斥三成伪农药

“在此前提之下，位于亚热带的台湾成为农药单位面积用量最高的国家”，曾德赐指出，依照防检局所统计的台湾农药销售量与销售额，对比农粮署提供的耕作农地面积做计算，台湾每年有90亿元的农药在市面上流通，每公顷农药用量达到17公斤。

再与印度研究相比，台湾不仅胜过全球单位用量平均的0.5公斤、美国的2.25、欧洲的2.5、韩国的6.6、甚至是日本的11公斤，成为另类的“世界冠军”。

频繁且大量的用药外，伪药劣药的泛滥也成为问题之一，防检局就曾指出，市面上至少充斥三成的伪农药。

曾也表示，尽管农药用药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小宗作物却无适当登记用药可使用，贩售又多打“价格战”，连带造成田间用药的失当，某些地下工厂制作的伪劣药也因此流入市面，为农民使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低风险药剂变得不为人知，更缺乏政策性引导。

新闻背后：过去防检局资料显示，台湾农药用量单位面积为11─13公斤，是以“79万耕地面积”做为计算基础，而农委会于2017年9月公布最新农地盘点，实际农粮生产面积仅有“52万公顷”，以此除上9千吨农药流通量，每公顷单位用量面积则为17公斤。

植医若无搭配“用药处方笺”形同跛脚

举例来说，病菌孢子发芽穿入植物体内前，可使用保护剂，菌丝蔓延后则使用治疗剂，若出疹甚至产生孢子，为避免感染其他植株，这时就该使用除灭剂；而这些都是植物保护的知识，更是一门专业。曾也表示，在台湾病虫害严重的情况下，用药要专业化，就应该将植医的专业证照制度建立起来，同时更应推动“用药处方”。

曾则是解释，植医需要“对症下药”，强调用药的精确性与合理性，还得避免抗药性问题产生，以“处方笺”作为派药拿药的基准，自然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用药。何况大部分农民的用药都是倚赖药店推荐，是否受利益影响而推荐多余药剂，都应该避免。此外，曾也再三强调，若未来植医的推行未能配合处方笺，“那制度绝对会跛脚”。

目前制度缺漏导致用药风险，应尽速建立完整证照制度

“台湾的制度有很大的缺漏”，曾指出，像台湾并没有植物保护的相关证照，该项专业反而是由园艺证照所囊括，也就是园艺师需兼作植物保护。像先前他曾负责面试美术馆的园艺师，但多数人对于植物用药却了解甚少，若不慎喷洒了对人体有害的的农药，谁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为此，曾表示台湾可参考欧美、日本等国制度，如美国农业重镇加州，已有四千名植物保护师，分别在各地开设植物诊所或与政府签约合作，另外也受雇于私人农场，提供植物诊疗服务并收取费用，是相当灵活的存在。至于植医占农户比则为4.9%左右，若以此基础计算，推估台湾需要植医在三千至五千人上下。

最终，曾德赐也总结，若能将植医证照和用药处方笺建立起来，配合四到五年大学植物医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养成，加上一年百件以上的实际田间诊疗，在证照考取后，植物医师就可肩负起食安最重要的“源头管理”责任，可推动精确用药，确保作物生产安全，更让民众“吃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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