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业最好与最坏的年代欧洲检讨认证制度找回初衷

这是欧洲有机农业最好也最坏的时代。有机栽种的面积翻了将近一倍，从2002年的560万公顷到2014年的1030万公顷；在十年间，销售额也从2005年的111亿欧元成长到2014年的240亿。然而，有机却出现悖反的趋势，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农场却是举步维艰。

身为欧盟最大的市场，德国有机农产食品在2013年的营业额成长了7.2%，但有机农企业数目只增加2%，一些农民甚且不堪农地价格高涨、收入微薄，被迫关门歇业。意大利同样出现有机农成长率追赶不上销售额的现象，费心费力转为有机的农民也陷入惯行农法的窘境，无力反击大型零售商低价收购的压力。

有机陷入信任危机

为了引导有机农业的长远发展，回到一开始“环境保育、生态多样与保护天然资源”的初衷，欧盟计划修正2007年推出的有机管理规范。在咨询多方意见后，欧盟执委会（European Commission，相当于国家的行政机关）在2014年提出建议，今年九月底将进一步讨论。

如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同时保障消费者与生产者，标示和稽查是争论的焦点。虽有七成欧洲人表示他们相信有机产品，但也有六成希望改进查验方式。尽管欧洲是有机的先行者，而且以高标准闻名，但有机蕴藏的商机，让不少厂商铤而走险。

意大利食安宪警队（NAS）在2013年查获价值百万欧元谎报为有机的产品。而被视为模范生的德国，同年也爆发有机蛋农饲养母鸡的空间过度拥挤不符规定，而且有混充蛋的嫌疑，但零售商宣称他们的技术人员查场时没有看到任何违规，尔后政府稽查人员发现，没有举报也没有要求撤下有机标签。

防止造假 验证单位派技术顾问 掌握田间资讯

无论如何，企业内部的监督少不了，而预防措施总比事后亡羊补牢好，一旦由外部稽查人员发现问题，危及的是商誉和好不容易建立的客户信任。

为了防止造假，马凯有机同业公会不是像警察一样紧迫盯人，把有机农当作小偷。“我们派出技术顾问，去看农家如何种植、生产，辅导他们符合政府的规范，从文件纪录到田野间的工作都提供建议。经常的互动增加熟悉度，等到收成时，我们已经掌握了每个生产者的讯息，也知道产品的情况”，托里亚尼表示。

在内部稽核是否符合欧盟有机“低标”之外，Naturasi自行推出E cor标签，“这是为了鼓励农民进步，这些人对环境、动物、作物和劳动者的照顾都超过了欧盟的要求，这个标签也让他们有理由提出较高的价格”，特隆巴力指出。

比起惩罚的棍棒，他认为，类似提供萝卜的“进步奖”也适用在惯行农法，“他们也许无法或无意成为有机，可是如果逐渐减少使用农药、肥料，一次比一次好，也可以给予肯定、认定，但仍旧必须与有机区别。”

德国：政府光查惯行就已力不从心 难以跨到有机

对于意大利有机从业人员主张由官方负责稽核有机，以避开私人机构的偏颇，本身在德国从事有机生产的欧洲议员郝斯凌（Martin Häusling）并不认同，“政府在查核惯行农法已经力不从心，很难监督标准更严格的有机”，解决的方案应该是，政府必须从严要求私人检验机构。

当大型的农业与产销公司以工业化的模式经营有机，扩大市场份额、压低价格之际，小农却难以跨越门槛与负担验证成本，偏离有机的初衷。对此，欧盟执委会在修法的提案中建议针对小农推出“团体认证”（group certification），强化在地的网络、在市场上有较高曝光率，并在进入其他国家市场时有一席之地。

目前界定不明的“团体认证”最常被拿来与“参与式保障系统”（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相比。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NFOAM）地中海分会副主席米尤里尼（Paola Migliorini）厘清，“参与式保障系统不该与有机3.0混为一谈，前者已经行之多年，而后者的精神在于‘最佳实作’。”欧盟的有机认证必须调整，但也是必要的制度。

特隆巴力认为，第三方认证与参与式认证可以并行不悖，“不过，前提是后者还是要有专家参与，界定栽种等生产的准则，否则会沦为参与者的情感反应，即使有心意，但都是自由心证，不够客观。”

产业变动激烈，但马凯有机同业公会旗下五个团体仍坚持合作社模式并与小农紧密合作，根植在地但也面对全球。四十年前有机仍是小众市场，为了增加销售于是迈向国际，如今半数以上小麦制成的面食、杂粮是外销到德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等高端市场。

“如果生产者在自家的铺子或是零公里（Km0）内销售，与消费者面对面建立人际间信任，参与式认证是可行的。可是像我们迈向国际市场，这就行不通。当产地与消费地的距离越远，有机认证的价值就越高”，托里亚尼指出。即使是参与式认证，政府监督仍是一定要的，“现在就已经有不少鱼目混珠，你想想，假如没有政府监督，只靠参与式会是怎样情况？”

农艺研究所毕业后，德雷纳吉（Ettore Drenaggi）学以致用，以更具挑战性的生物动力农法（biodynamic）在马凯（Marche）大区的丘陵上耕耘著两方小田地。在他眼里，欧盟当前有机法规是顺应大型零售商的逻辑，无助于扶植小农并协助他们搭起绵密的在地网络。

虽然肯定参与式认证的方向，但德雷纳吉不失批判精神：“关键在于，要看清谁是背后推动的金主。要厘清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创造出另一种商业模式，或者真的是透明、公正执行，坚持伦理和自然的准则。”

小农同心也能跨越门槛

有机农产品热销，一些小农碍于资本有限和法律规范无法分一杯羹，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也有相同困境，面对仍在起步的有机产业，杜雅（Xhevaire Dulja）以她在该国推动认证的经验指出：“要先训练一批可以协助农民从事有机的顾问，带入必要的知识与技术。”幸运的是，虽然尚未加入欧盟，但因为地利之便阿尔巴尼亚已经向欧洲国家取经，并获得“乐施会”（Oxfam）与瑞士的支援。

在欧盟农业政策与农村发展的架构下，农民从申请成为有机农开始，依循认证单位的协助遵守规定转型，期间作物和产品仍旧以惯行的名义贩售，但已经可以领取2年或3年的补助金。“补助金固然是重要的诱因，但不足以长久维持，还是要找出自己的商业模式，才可能生存下来”，托里亚尼提醒。

在欧洲有机农业最好也最坏的时代，他认为，当消费者的需求大增，纵使不能和大厂一样在有机的大道上商机滚滚，只要小农彼此协助并连结客户，从产地到餐桌自行串成产业链拥有自主性，走出一条接地气与又有人气的生存之道，大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