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洪钧培文教基金会”公益演讲

（台湾商报新闻）打开电视，第四台由五十到五十八台有着二十四小时不停播放的新闻台，理论上有这么多新闻台应该可以看到不少新闻资讯，但每一台几乎都是播放着差不多的新闻内容，加上不停的重播，其实能吸收的新闻资讯并不是这么多，其内容也充满着翻摄网络，各种媒体乱象也层出不穷。

洪钧培文教基金会及台湾商报一月十一日下午邀请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主讲‘媒体公器社会进步’邵董事长将以其多年从事新闻与传播教学研究及媒体经营实务的背景谈媒体公器，听众获益良多，也获得许多省思。

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公益演讲：媒体乱象，其实您有选择权

新闻媒体的“疲劳轰炸”一直是近几年来阅听人热烈反应的焦点。它极端的单一化也间接造成了未经查证、造神现象、媒体切入角度失焦、造谣争议等媒体乱象。蒋勋曾在〈联合报〉专栏“品味最终是种选择”一文中提到：“这个岛屿里面有一种焦虑，有一种躁郁，它几乎是生病的状况”“目前新闻台大量疲劳轰炸，重复播出同样的新闻”。

针对这项问题，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表示，阅听人也有责任选择媒体。“台湾现在已经进入民主社会，用全体共识去影响媒体、去选择媒体是最好的途径”、“如果大家不去看这类节目，那这类的节目便会少了很多。”

要改变媒体乱象其实也很简单，关键点在于收视率，只要乱象的新闻没有人看就会让新闻台开始改变，或是由媒体人自身开始改变。其实由公视等优质节目可以看的出来电视媒体要做好并不是不可能。

台湾在二二八事件后，言论自由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在1987年解严之后，政府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社会的不安，也提出不少反省净化的要求。

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认为，媒体的责任就是揭露、如实的报导，在解严之前，“许多事情都在台面下进行”、“表面的平和安乐，并不是台湾当时真实的社会”因为诸多禁令，每逢国庆日必是歌功颂德的新闻，连地震都不能发生，报导国家元首或政府相关新闻绝对不能出现敏感文字，稍一不慎就被罗织入罪、被诬匪谍，戒严时代的媒体，犹如囚禁之鸟。

解严后的台湾言论自由大幅开放，媒体批评政府、总统的文章与言论每天都有，但在二十年前，这样的场景根本不可能出现。

新闻媒体是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主要的任务是将“讯息”传递、告知给阅听众，并有“守望”、“告知”“教育”、“娱乐”四大功能。所以新闻媒体的定位应为“公正客观”，拥有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并遵循守门人理论。新闻人应秉持公民伦理与道德的精神，将真实不作假的新闻呈现给阅听众。

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认为，解严之后的台湾“许多芝麻绿豆的事情都出来了，台湾许多不见光的角落也都出来了”直到次我们才发现，台湾有如此“丰富、光明、乱象”的多重面貌。

民众提问：媒体应有其教育的社会责任“台湾媒体不只缺乏国际新闻，对当地议题的关注也太少”，一位旅居德国多年的民众在会后对邵玉铭表示。

在这个地球村年代，全球连结更为紧密，国际局势也牵一发动全身，在世界另一端发生的大事，台湾无法置身事外。惟国内媒体国际新闻报导之质与量仍有不足。许多民众认为在新闻竞赛中，媒体享受新闻自由，却乱象频传，重量不重质、充斥偏重表面吸引力而欠缺深入思考，媒体未能善尽社会责任，认为应多报导社会光明面，让台湾多点令人感动的新闻。她认为，陷入商业与政治力的媒体已渐失去对社会与民众的终极关怀能力。邵玉铭亦认同此点，但他同时呼吁，“匹夫有责”、“大众的力量还是很重要”。

他指出，有许多媒体过度包装新闻，使媒体商品化，许多记者以耸动报导来炒作新闻，负面报导鼓舞社会风气，她认为媒体工作者永远要坚持新闻真相与专业，记者要自律，媒体才能发挥正面影响力。

“新闻不只是追逐、而是挖掘”，解构为新闻写历史，应提升新闻记者素养，建立新闻专业，强化新闻自律伦理规范，在满足民众知的权利与落实社会责任的杠杆中求得平衡点，新闻记者有责任为台湾社会建构永恒价值典范。

最后，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对媒体提出期许:台湾近几年政治的内耗，消耗许多应当发展、软实力、经济、民生等，倘若宪法、整个大环境都说“中华民国”那就没什么好争论的。

洪钧培文教基金会103年公益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