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安排的制度性缺陷

　　世界上最爽的事，莫过于一边稳做着奴隶主，一边包装成救世主。世界上最惨的事，莫过于一边被敲骨吸髓，一边要谢主隆恩。

　　最爽的事落到谁头上，我不知道，但最惨的事毫无疑问是落在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头上。今天给你免一点微不足道的农业税，明天给60岁以上老人一个月55元的养老钱，后天再来个毛毛雨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甚至90多岁的老人（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73岁）还在一次性补交数万元养老保险然后按月领取微不足道的养老金，人们已经五体投地感恩戴德，却不知他们脚下最基本的财产权一直在雪崩在流失，有时是惊天动地的征地，有时则是悄无声息地失血——资本灌溉不了广茅的中国农村土地。

　　在咱们这个神奇的国度，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旷日持久地成为天字第一号难题，随时都有“忧国忧民”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心事重重莫测高深地表示，农民的土地不能私有，不能自由交易，否则他们卖了地，一旦创业失败，就失去了最后的养老和失业保障！

　　我很奇怪说这样一些混账话的人，居然每每被尊为“农民利益代言人”或者“三农问题专家”！是不是就像咱们这里的“民主”一样，实际上是“代民作主”？可以很简单地以同样的逻辑问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和“三农问题专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钱不能归你，否则万一你花完了下一顿饭吃什么？你的房子也不能归你，否则你把它卖了你住哪里？

　　那些强调我国农业生产还得靠家庭作坊、农民土不能自由交易的专家学者官员们，知不知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里，已经有九成来自打工？知不知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予人？你们自己是否愿意当家庭作坊式农民？如果不愿意，却强行推行这样的政策，不怕土地抛荒中国人没饭吃？不怕天诛地灭？没有良心自责？

　　那些想当然地认为土地自由交易农民就会失去土地的浆糊“救世主”们，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城市房屋可以自由交易，城市居民就他妈失去住房了吗？到底你们想把农民当傻子，还是用一块遮羞布遮住自己是骗子的事实？

　　如果没有1998年的住房私有化，今天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没有房屋产权、没有买卖自家房产的权利，人人都将还是穷人，还是无产阶级。同理，农民没有宅基地、土地的产权，农民将永远是穷人。说什么要城乡一体化，先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权一体化再说，否则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鳄鱼的眼泪！别说是连续十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连续一百年天字第一号强调都没用。土地和农房私有、迁徙自由的国家和地区，根本不存在所谓三农问题，也不需要什么基本农田保护。中国的情况是自己制造问题，然后假惺惺来解决问题。根子问题不解决，在皮毛问题上挠痒痒呢！

　　土地农房宅基地不能自由交易，是中国农民世界最穷、中国房价按购买力计算世界最高、中国产业趋同化和投资过剩最严重（廉价土地招商引资）、中国土地抛荒最严重（农业原子化风险高收入低）的罪魁！远郊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城市化背景下为负，社会上过剩的流动性没有资金蓄水池。此种情形为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所仅见。

　　说什么土地私有化、自由交易会导致农民失地、大量土地被改变用途用于非农建设，这是不顾基本事实的污蔑！你当农民和开发商都是傻瓜啊？事实上，现有土地制度才导致上亿农民失地、失业、丧失社会保障又缺钱，同时土地被过量廉价征用。国土部信息中心2013年初表示，近8年来全国住宅用地供应年均增长率为城镇人口增长率的3倍。因为官员短期行为根本不计后果，反正政绩和实利由他们捞，最后的高通胀、高浪费由全民买单。

　　今天，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之祸在于特权，而非私权。恰恰是土地、农房等农民应有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力，才导致特权如狼似虎如入无人之境！土地归农，城市化地区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地里不种庄稼种房子，即使把土地按照市场价格卖掉，总比被低价强行征收强吧？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司长郑振源在《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改革共识论坛部分文集》，2012年11月16日中国北京）一文中写道：

　　“1982年《城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规定：‘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以及‘集镇内非农用户’经过批准都可以在农村取得宅基地建房。1988年版《土地管理法》第41条还允许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使用集体土地建住房，只不过面积有限制并要经过审批和有偿使用。就是说1998年前劳动力和宅基地是允许城乡间双向流动的。但1998年版《土地管理法》保留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平均福利分配性质（一户只能有一处符合省定面积标准的宅基地）；删去了第41条。1999年国办发39号文更明令禁止农民住宅向城市居民出售、禁止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即禁止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动。（1998年中国城市住宅开始私有化历程——大焕注）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就业，1998年即达约8800万人，2011年增至1.6亿人（现已超过2.3亿人——大焕注），其中3300万人是举家外出，回不去的‘农二代’约占40%。农村劳动力转移走了，但是他们的宅基地、房屋转移不出去，本村人一户已有一处宅基地，不能买，城市居民不准买，又舍不得上交，只好闲置。于是造成大量‘空心村’（现如今平均每天约有200个村庄消失——大焕注）。乡下房屋卖不掉，城里房屋买不起，农民进城定居缺少‘原始资本’也拖累农民工市民化，成为阻滞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因素。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也就不能彻底地退出，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市场转让，但这个市场一直发展不起来。承包地不能彻底退出，也就阻滞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阻滞农业现代化。

　　“以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并低价征地，造成上亿失地农民贫困化，又构建了数以万亿元计的‘卖地财政’，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禁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把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合法途径，势必违反《宪法》‘为了公共利益’才可征地的规定，扩大征地范围，从而制造了近亿失地农民。征地又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低价征地政策，以开发权（即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国家、涨价归公等理由，按原用途产值计算土地补偿费，拿走了集体土地数以万亿元计的开发收益（即区位地租增值），致使60%失地农民贫困化。政府虽然几次颁布政策提高征地补偿费，由2003-2005年的全国平均每亩3.5万元提高到2009年的每亩4.1万元，但同期土地出让金由每亩21.8万元提高到了51.9万元，政府从集体农民手里拿走的财产性收入更多。这就是近年强征强拆命案频发、酿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

　　“‘卖地财政’有力支撑了高速的土地城市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推地方政府投资热、开发区热，激励它更多地圈地、征地，造成更多的失地农民，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卖地财政’的一部分流入开发商腰包，制造了一批地产富豪；一部分成为涉地官员寻租、腐败的源泉，更加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