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食物供求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以及城镇化加速时期，面临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大任务。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十一连增”的巨大成绩，但据农业部测算，包含大豆在内的粮食自给率却由2003年的100%下降至2011年的91%，供求“紧平衡”态势更加凸显。

　　农民工市民化是影响食物消费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市民化过程中，不仅在食物系统供应链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由食物生产和供给者变为消费和需求者，而且随着在城镇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习惯、消费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食物消费数量和结构随之改变。因此，目前数量已经高达2.63亿的农民工，特别是相当于日本和加拿大人口总和的1.63亿外出农民工，是影响我国食物供求的最大“变数”，必须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民化对食物安全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对食物消费的影响有多大

　　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看，农民工市民化分为进城就业和户籍转变两个阶段，不同阶段对食物消费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是农民工进城前后食物消费变化对食物安全的影响，主要归因于区域移动引起的饮食消费习惯的变化，以及从自给食物消费转变为商品性食物消费的变化；第二阶段为取得城镇户籍前后食物消费变化对食物安全的影响，主要归因于城镇户籍带来的社会福利变化引起的食物消费结构变化。

　　1.农村劳动力进城对食物消费的影响。为了能够直接分析农民工进城后食物消费情况的变化，课题组于2013年夏季对北京、吉林、浙江和重庆4省市70个村的744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农民工对食物消费的主观判断及自我估计的变化幅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进城后部分食物消费量会有所提高。首先，粮食类中大米和其他粮食消费明显减少，但面粉和方便面消费增加。其中，大米消费减少4%，其他粮食减少14.4%，面粉增加2.9%，方便面增加24.4%。其次，动物油消费大幅减少，植物油消费增加。动物油消费减少41.6%，植物油消费增加15.4%。再次，动物产品和蔬菜水果的消费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奶类增幅最大。奶类消费在农民工进城后将增加42.5%，肉类和蛋类消费分别增加14%和12.7%。

　　2.农民工落户城镇对食物消费的影响。由于难以掌握同一农民工取得城镇户籍前后的食物消费数据，因此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反事实（Counter-factual）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各类食物消费量均有明显增加。首先，大米、面粉和食用油类的消费量增幅相对较小。大米、面粉和其他粮食将增加12.6%、13.1%和31.1%，植物油和动物油分别增加10%和20.8%。其次，畜产品特别是奶类消费量的增加非常明显。农民工取得城镇户籍之后，肉类、蛋类的消费量分别提高了26.8%和16.7%，奶类的消费量增幅高达35.3%。再次，蔬菜水果的消费量也有显着增加。蔬菜水果人均消费量增幅为23.2%。

　　考虑到不同收入阶层食物消费习惯会有较大差异，进一步将样本农民工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五层，也分别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获得城镇户籍前后的食物消费差异进行了估计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大米的消费量可能减少，面粉和其他粮食的消费将会增加；各收入层次农民工对畜产品的需求均存在较大上升空间；收入水平变化对一般食用油的消费影响较小；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蔬菜水果消费需求均将有所提高。

　　总体上看，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个过程中，人均食物消费量都在增加，但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别食物上则呈现出明显的结构特征。第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食物为奶类、蔬菜水果、植物油和肉类；第二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食物为奶类、其他粮食、肉类和蔬菜水果。农民工市民化的两个阶段都伴随着食物需求的扩大，表明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面临着长期持续的挑战。

　　农民工市民化为什么会影响食物消费

　　课题组运用多水平混合效应模型（Multi？levellinearmixedmodel），对农民工进城前后食物消费变化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多水平混合效应模型，对农民工取得城镇户籍前后食物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在进城前后还是在取得户籍前后，收入变化均是影响农民工食物消费的重要因素。而实践中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稳定性很差，每当宏观经济波动时，农民工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造成了约2000万农民工返乡。因此，农民工是食物安全的敏感群体，应把其作为城镇食物安全保障的重点目标和对象。

　　如何应对农民工市民化对食物安全的挑战

　　1.始终把保障食物安全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在2.63亿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不仅进城前后会增加食物需求，户籍转变也会增加食物需求。农民工市民化对食物需求的两阶段增加是刚性、不可逆转的，这对城镇地区食品价格造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而一旦食品价格涨幅大大超过收入增幅，可能对低收入群体的温饱产生威胁，由此引发的风险值得高度重视。因此，应把保障食物安全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和立足点，坚持同步推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夯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支撑。

　　2.构建适应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食物需求变化的供应体系。从确保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在城乡一体化推进背景下，城镇地区应该根据市民化不同阶段农民工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特点，进一步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强化和夯实城镇地区的“菜篮子工程”和食物供给基地建设，完善主要食物流通和储备环节，有针对性地加强畜产品、食用油和蔬菜水果的有效供给，制订有效应对物价高涨的应急预案和相关措施，并以地方条例形式纳入法制化轨道。

　　3.建立针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同阶段的食物安全保障机制。对于刚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工，需要关注食物的有效供给和可获得性，可以考虑设立农民工服务中心等为来到城市而尚未获得工作的农民工提供临时食宿保障；对于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则需要关注低收入人群可持续的食物获得能力，对有困难的家庭应该逐步建立“供餐券”等有效食物保障措施，确保城乡社会稳定。

　　4.健全完善农民工食物消费情况调查监测制度。与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的食物需求变化相比，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食物需求变化影响同样重大但更不容易观测和识别。从确保农业产业安全、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开展对不同阶段农民工的食物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的定期监测，掌握农民工食物消费情况变化的新动向，为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