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继续加速推进城镇化

　　原编者按：时隔3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标志着中国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城镇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55%，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近日，中国城市规划网针对城镇化发展的问题采访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周一星教授。周老长期从事城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曾在200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应邀讲解了“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人们的共识：城镇化是一个“过程”

　　记者：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的相关工作，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您认为城镇化的实质含义是什么？

　　周一星：城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的过程；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虽然不同学科对这个复杂现象，理解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城镇化是一个“过程”却是人们的共识。

　　记者：这个过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农民工进城？

　　周一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乡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但这种转变有两种形式：迁移转变和就地转变。迁移转变的基本动力，是城乡收入差的存在，导致人口从乡村流入城镇；就地转变的机制，是新型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发展，对原来乡村的城镇性改造与融合。

　　城镇化是实体层面与精神层面双重变化的过程

　　记者：当前，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扩张或新区建设，对此您怎么看？

　　周一星：不要把城镇化问题单纯理解为城市发展问题或城市建设问题，它首先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也是解决“三农”、建设小城镇、建设新农村的问题，是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缩小城乡差别的问题。既包含人们看得见的实体变化过程，也包含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较为抽象的精神层面的变化过程。

　　城镇化过程有规律可循，但是不能绝对化

　　记者：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那么您刚才提到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的这一过程是否有规律性可循呢？

　　周一星：有。美国学者Kingsley Davis1972年提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城镇化过程一般遵循逻辑斯蒂(logistic)曲线”。1975年，Ray M.Northam首先画出城镇化逻辑斯蒂曲线，并分成初期、中期加速和后期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常说的城镇化过程的S形曲线。

　　当然，这个曲线仅仅是示意性的。1982年我首次把城镇化的S形曲线引进中国时，略作修改，以适应于一般情况。

　　但是，现实中有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把30%和70%当作三阶段的拐点而被绝对化。似乎城镇化水平一到30%就会自动加速，一到70%就会自动放慢。实际上并没有规定的特征点，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还是要从机制和进程的实际变化来判断。二是把描述宏观状况的S形曲线任意套用在很小的地域空间，甚至市域县域。对一个已经基本实现了城镇化的城市地域来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几个百分点已经无关紧要，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层次应该更加关注城镇化质量，应该用各项城市现代化指标来衡量。

　　城镇化过程受制于城镇的吸力与乡村的推力

　　记者：对于城镇化S形曲线，您能不能更详细解释一下呢？

　　周一星：对城镇化S形曲线的“三阶段论”，早年我用“推吸说”进行过解释。

　　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过程受两种基本力的控制，一是城镇的吸力，二是乡村的推力。城镇由于工业建设及相应的第三产业发展需要劳动力，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吸引力。城市在就业、收入、文化生活、社会地位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优势，对农村人口也产生强大的诱惑，这是指城镇吸力。乡村的推力来自农村人口的增长使人均可使用农地的绝对量下降，随着农业科技，尤其是农业机械和农业服务社会化的进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需要向城市非农业部门寻找出路。吸力和推力的大小，取决于城乡的人口增速、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科技发展水平。吸力和推力的相互消长，使城镇化过程出现阶段性。

　　初期阶段一般因为人地矛盾尚不尖锐，资金短缺和技术水平落后，城市吸力和乡村推力都是缓慢释放。因此要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城镇人口才从百分之几或十几上升到二十几或三十几。随着工业化基础的逐渐建立，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长，各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明显超过前一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这时城镇吸力和乡村推力都同时增大，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城镇化水平从原来百分之二三十很快突破百分之五十，而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乡村人口经过相对数量的减少和绝对数量的减少以后，农业劳动力的实际规模已经不大，为了保持社会必须的农业生产规模，乡村剩余劳动力趋于减少，需要相对稳定在一定比例，乡村推力逐渐削弱甚至可能基本消失。

　　城镇方面，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再主要依靠活劳动的增加，而是依靠物化劳动的增加，城市工业剩余的大量劳动力相应在城市内部调整而走向第三产业，城市吸力也逐渐削弱。城镇人口比重必然进入一个增长缓慢，甚至相对停滞的时期。

　　城镇化不可能一直处于加速状态

　　记者：您认为我国城镇化未来会一直加速进行吗？

　　周一星：2005年我的学生兼同事陈彦光博士，对Northam曲线进行了修正和改进。得到一个与Northam三阶段模型大致对应的四阶段模型：即初期阶段、中期加速阶段、中期减速阶段、后期阶段。

　　如果具体到国家或区域，可以转换成下面的说法：(1)以前说的城镇化中期阶段，实际上包含中期加速和中期减速两个小的阶段；(2)当城镇化水平达到饱和值的一半时，城镇化速度最快，此后，正常情况下就会减速；(3)知道城镇化速度最快时的城镇化水平，可以大致推断出城镇化的饱和值。

　　提高城镇化水平应杜绝“新大跃进”思潮

　　记者：中国当前的和未来的城镇化能不能从上面的理论分析，获得一点启示呢？

　　周一星：我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时，进入中期阶段。以后速度渐快。在2000年后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速度以一年1.3～1.4个百分点增长时，已经达到最高速度。在这个时候，我国相应的城镇化水平大体在40%左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中国大陆常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已占总人口的49.68%。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我国未来的城镇化速度只会趋于在快速基调上的减速，而再不会趋于提速。

　　战略重点应转向“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记者：如果说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您认为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周一星：我以为，当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今天，城镇化在继续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的同时，应将战略重点转向“关注城镇化的质量”。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城镇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的高水平、高速度是把双刃剑，有有利的一面，也会带来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可以从城乡两个方面着手：

　　在城市，要重点解决外来农民工的定居问题。努力降低进城农民在城市定居的门槛，让他们在城市有温暖的核心家庭，也能享受城市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充分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让进城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由此来体现社会主义公平的人文精神。

　　在乡村，要利用城镇化大潮下乡村人口已经在绝对减少的有利形势下，进行现代农业的深度开发(有新型工业化，可不可以有新型农业化？)，培育农业产业化市场体系，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逐步缩小城乡在收入水平、知识水平和文明水平上的差距，让乡村居民同样能享受到城镇化时代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