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城镇化拉高农民进城成本

　　“我们的治理是中国特色的治理，是通过行政权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低价出让，形成政府财政高收益，来换取城市的发展。我们在治理空间内建立了一个个表象豪华的城市。这种豪华的表象城市，在城市的成本上，公共服务的力量上，对农民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导致进城越来越难。”2014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李铁：表象城镇化拉高农民进城成本

　　李铁指出，3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非常快，所获得的收益和国外不一样，主要是靠卖地，这样服务的人口是有限的，把外来人口排斥在了公共服务之外。“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压力使中国招商引资的机会大量增加，劳动力成本已经高出东南亚两倍多了，但是我们土地成本低，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这些年，一方面政府搞特别豪华的工业园区，另一方面，政府搞生态空间，把地价卖的很高。李铁表示，“这样出现了大量的高价地产，这个高价地产还要搞配套设施。一旦这些东西形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农民进不来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本来是希望中等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但是豪华的发展方式，招商引资，政府补偿和基础设施等模式，使得成本过高，已经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

　　李铁坦言：“到了今天，利益已经固化，农民进城只是作为打工服务的身份，企业没有给他们社保缴纳等更多的机会，政府也不愿意提供更多的服务，越好的城市，政府提出进城落户的条件越苛刻，特大城市有最好的资源，最多的就业机会，但反而还控制机会。中国的城市是上行下效，特大城市搞成什么样，底下也这么搞，整个城市治理结构，在一种利益格局固化的前提下，对城镇化起到了实质的排斥作用。”

　　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李铁：中央提出城镇化，以人为本和可持续性发展。以人为本就涉及农民工，城市间的流动人口，存量上有三个多亿，他们能不能进入城市享受公共服务，能不能在城里买房，能不能在城市里一家定居？虽然中央颁布了政策，目前各个地方贯彻落实的情况看，还是有相当大的阻力。为什么今天要把城镇化的进程和城市治理连在一起？我们治理的过程中，大概有几个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

　　第一，所谓治理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还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恐怕我们要想一想。治理有经济治理、有社会治理。经济治理，30年中国的城市发展非常快，所获得的收益和国外不一样，主要是靠卖地，这样服务的人口是有限的，就把外来人口排斥在公共服务之外。

　　第二，治理过程和中国整个增长的轨迹和政绩要求有关，我们今年更多的借鉴国际经验，但实际上更希望在自己执政更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城市能发生变化，能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在治理的空间内建立一个表象豪华的城市。同时，还有上几亿的农民，在未来和现在都进入城市，这种豪华的表象城市，在城市的成本上，公共服务的力量上，对农民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导致他们进城越来越难。

　　第三，即使中央已经提出了有关土地的政策，北京还是要严控，不仅要严控人口，还严控产业。这种违背经济管理的治理现象，还在发生。我们的治理是中国特色的治理，是通过行政权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低价出让，形成政府财政高收益，来换取城市的发展，是这么一个治理过程。而这种由政府来推动的治理过程，一个最大的特点，既有短期行为，同时对资源的浪费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导致了我们看到城市的发展这么快，但城市的问题越来越大。

　　今年我去了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三个地方的城市化和中国有很大的差别，最典型的，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表象的东西，还是更多的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所涉及到的各方面的内容？我们很多官员、很多老百姓，在这些方面都纠结着，大家希望好看，但是拆我们家房子就值得商量了。台湾肯定不好看，比大陆差远了，可是生活很方便，日本也是如此。而且在这种不好看的过程中，整个的街道，社区的功能都很好，交通拥堵的事并不严重，公共交通也特别发达。为什么我们不走这条路呢？回到主持人讲的，新常态下怎么来面对城镇化人口禁区，可持续发展，以及涉及到政府管理和政府治理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样的转变，恐怕是我们应该重点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