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氏物语》看物哀之源（二）

文：DaDa

“物哀”产生于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是贯穿在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的《源氏物语玉小栉》所指出：“夫和歌之道，可以‘物哀’一语概之。自神代至今，以至后世无穷所有和歌皆可以此一语蔽之。”

本居宣长从文学的艺术表现和读者的审美接受出发，结合对《源氏物语》的思想艺术赏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物哀”论

首先，他对“物哀”一词作了较确切的字义阐释。“物”是指谈及到的事物，物语中讲到的事物，生活中见到的事物，是一个泛指之词；“哀”则是指所见所闻触动心思而发出的感叹之声。其次，他阐明了“物哀”之情的多样性和主体性。“哀”不限于悲哀之情，还包括其他的情绪，“悲愁、忧郁、恋慕，动人至深”

其三，他强调“物哀”核心的情感表现应为恋情，“人生的诸多情状，尽现于恋情中，苦涩、悲伤、怨悱、愤怒、有趣、欣喜等皆有之。若舍却恋情，则人情之诸多深细处、物哀之真髓，皆难以显现。”其四，进一步提出了“知物哀”的理论，“对于事物，善的就是善的，恶的就是恶的，悲的就感到悲，哀的就感到哀，懂得体味这些事物，就叫做知物哀。

自此，“物哀”作为日本审美思想中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态和文学艺术特征被大体固定并一直沿用下来。

在《紫文要领》中，本居宣长认为，在所有的人情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男女恋情。在恋情中，最能使人“物哀”和“知物哀”的是背德的不伦之恋，亦即“好色”。“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感人心，也最知‘物哀’。”《源氏物语》中绝大多数的主要人物都是“好色”者，都有不伦之恋，包括乱伦、诱奸、通奸、强奸、多情泛爱等，由此而引起的期盼、思念、兴奋、焦虑、自责、担忧、悲伤、痛苦等，都是可贵的人情。只要是出自真情，都无可厚非，都属于“物哀”，都能使读者“知物哀”

看上去《源氏物语》对背德之恋似乎是津津乐道，但那不是对背德的欣赏或推崇，而是为了表现“物哀”。他举例说：将污泥浊水蓄积起来，并不是要欣赏这些污泥浊水，而是为了栽种莲花。如要欣赏莲花的美丽，就不能没有污泥浊水。写背德的不伦之恋正如蓄积污泥浊水，是为了得到美丽的“物哀之花”

因此，在《源氏物语》中，那些道德上有缺陷、有罪过的离经叛道的“好色”者，都是“知物哀”的好人。例如源氏一生风流好色成性，屡屡离经叛道，却一生荣华富贵，并获得了“太上天皇”的尊号。相反，那些道德上的卫道士却被写成了“不知物哀”的恶人。所谓劝善惩恶，就是写善有善报，恶有恶惩，使读者生警诫之心，而《源氏物语》决不可能成为好色的劝诫。假如以劝诫之心来阅读《源氏物语》，对“物哀”的感受就会受到遮蔽，因而教诫之论是理解《源氏物语》的“魔障”

我们可以看到《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命运只有三种选择，要么走入坟墓一了百了，要么落发为尼斩断尘缘，要么独守空闺，虽生犹死。这些女性的多灾多难的命运和源氏一生经历一样，反映了紫式部感物而哀的审美特征

《源氏物语》中女性的悲剧，有的是婚姻制度造成的，有的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自己加诸己身的，她们的悲剧让人同情，也不禁让人为她们的不知反抗、不知觉悟感到愤怒。罪恶的婚姻制度、女性的自我奴化……这些，都造成了封建时代广大女性的悲剧。虽说，造成这些女性不幸命运的原因各有侧重，但是，她们的悲剧又有着共同的悲剧根源。不仅是紫式部笔下的女性，甚至包括紫式部本人，都无法逃避时代和社会传统习俗加诸她们的悲剧命运。

十七岁的光源氏在花宴之上的倾城一舞《青海波》。头配红叶，艳舞八方，曼妙歌中红叶落。美到极致，甚至让人不寒而栗。绚丽如彼，灿然如此，光华公子舞姿令人晕眩欲泣。霎然间的，读者心中也不禁怅然若失。映射到平安时代的现实，正如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中对光源氏的评价：“即便是像光源氏这样，无论是容貌，出身，还是地位，才情都远超一般人的超人似的人物，在无可改变的命运面前也终究显得苍白无力。”那个曾被称作“光源氏原型”的藤原道长，那个曾在宴会上吟诵“此世乃我世，如月满无缺”的得意公卿，在女儿即将生产之时，除了奋力祈祷诞下男婴外，却也什么都做不了。这是那个社会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物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