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务员到地方创生的可能与困境

2019年行政院宣布为地方创生元年，期望如同日本一样，透过基层公务员也能翻转地方，开启乡村地区的新契机，并且回应台湾的乡村问题、都市问题。但是不少人质疑，在一个以乡镇公所作为主要提案者的机制下，是否能够避免现有已知的民主制度相关弊病？基层公务人员又能否突破地方的派系、政治酬庸的常态，以及台湾地方乡镇公所的政治情境？若是在乡镇公所首长支持，地方创生政策又要怎么贴合地方需求，突破少数精英的困境？

今年度花莲县瑞穗乡公所的案例，将社区营造与审议民主共同结合，作为他们地方创生的前期准备工作，期望突破公所困境，建立跟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他们这一年的案例，值得我们省思。

“投打对决”中的地方创生

瑞穗乡公所民政课课长锺亚霖、民政课课员潘美琪，便是这一次案例的主角。他们明白，作为地方创生政策的元年，最首要的事情并不是立马规划提案，向中央提出地方创生政策。他们反而开始重新关注乡镇内的社区营造协会。潘美琪认为：“地方创生政策若意图解决地方问题，那么过去长达25年的社区总体营造，其所积累的社区能量与地方意识，会是地方创生的前哨战……”。

这一番话其来有自。社区营造在1993年提出的当下，便有意地绕过乡镇公所，其积极的意义，是期望社造政策能避免在草创的阶段，面临到乡镇公所这个以民意为依托的“庞然大物”，使得各个社区协会沦为乡镇公所操作下的傀儡；其消极的意义，则是乡镇公所作为一个地方自治机关，坦白地说──即是中央机关拿它没辙，因此干脆期望民间的能量能够弥补公务机关的延宕、程序等的问题，真正的贴合地方产生实践作为。

经过25年的社造历程，乡镇公所在社区总体营造中，成为了一个暧昧及尴尬的角色，许多时候一众社区看见便视若无睹、自动绕道。长久下来，社区总体营造的实践一旦面临到乡镇内的公家机关与政策时，难免产生制肘，或相关地方实践工作并未能整体推动等的问题。

在地方创生政策提出之前，文化部在社造政策中，便积极地透过“行政社造化”期望回首解决乡镇公所与社区之间的问题。但不论公务机构的社造培力与行政社造化的推展效益，在地方创生元年的当下，国发会悍然地以乡镇公所作为提案者，某种程度上强迫公所与社区之间必须互动。有些论者认为，在地方创生中社区与公所会处于如同“投打对决”般的情境，轮番站上打席与投手丘；于是乡镇公所与社区在系列的攻防战中，看对方投出“长照”球、“闲置空间”球、“在地就业”球⋯⋯，另一方又要如何挥棒（偶尔也有“外援”入场）；居民们便且看双方在这样的对决中，是否真的能够抛弃胜负，为彼此献上一场重唤球迷热情的比赛。

但是瑞穗乡公所，他们并未选择将彼此放在投手丘与打席上，他们寻找社区与公所在地方实践上的另一种可能。

以审议民主结合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

今年四月，花莲县文化局的社区营造三期征选报告中。锺亚霖课长偕同潘美琪二人在台上报告。他们坦言：虽然文化部近年来倡议审议民主，期望协助公所机关避免陷入民主制度中的“多数决”与“寡头政治”问题；但在地方创生元年的当下，他们更期望的事情是，借由审议民主的方式，迫使乡镇公所必须得听到社区的声音，同时也让社区抛弃原有的村落为疆界，以“乡”或扩大至文化生活范围，重新思考地方问题。

过去少有乡镇公所愿意以审议民主的方式倾听地方声音，因为一旦民众的声音透过文字、会议等记录下来时，他们便有必要解决民众所提出的问题。多数的公务人员与机关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但是瑞穗乡公所反其道而行，这令当时列席的委员与花莲文化局都感到惊讶。

询问着他们原因，潘美琪的回答值得令人省思：“如果地方创生政策面对的是地方不可回避的问题，要公务员们坐在办公室想着要提什么样的内容，一面担忧失败，一面又畏惧著民意代表或议员的质询；那么为何不让民众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做？……如果真的不幸地，最后的内容未达到我们所设想的。那也没关系，我们与民众一起承担、一起讨论，就算再失败，又能失败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