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非疯牛病疫区风险等级却比美国还差？

OIE认为所有年龄牛只的扁桃腺和回肠末端以及30月龄以上牛只的脑、眼睛、脊髓、头颅和脊柱等部位称做“特定风险物质”，这些部位容易带有疯牛病的致病原“变异性普立昂蛋白”，若被人类摄食染病概率高，因此OIE认定，“风险已控制国家”层级的成员在去除这些特定部位后，它的牛肉是安全无虞的。

不过台湾迟迟没有启动“特定风险物质”管制措施，因此屠宰场在屠宰牛只时，不用特别将牛只的脑颅、脊髓等部位去除。

台大兽医专业学院长周晋澄表示，台湾对牛肉进口国要求需采取“特定风险物质”管制措施，却没以同样标准要求国内业者，虽然官方搬出“台湾没有牛只发生疯牛病”为理由，但在对等贸易上，这并无法说服国际组织。

此外，周晋澄指出，台湾在肉骨粉管制上来源处理与追踪管理也是问题，自从欧洲发现牛只感染疯牛病途径主要来自肉骨粉饲料后，便对肉骨粉下了禁令，2000年欧洲牛饲料中动物性蛋白的检出率约有2%，后来检出率降到微乎其微，反观台湾近年来200件饲料会有1到2件被测出动物性蛋白，检出率约为0.5%到2%之间。

周晋澄说，台湾肉骨粉的处理至今尚未建立依源头分别管控处理机制，牛只死亡或屠宰后的废弃物会送到化制厂与其他动物废弃物混在一起做成肉骨粉，“但这些肉骨粉到哪里去？”，下游追踪管理并不清楚，即便我们启动疯牛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其他管控做不好，就无法获得国际组织的肯定。

美国虽列“风险可忽略国家”未必意味完全安全

但列为“风险可忽略国家”真的代表该国牛肉安全无虞吗？周晋澄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前年曾爆发过非典型疯牛病案例，但OIE只看“典型疯牛病”（注），认为“非典型疯牛病”和管理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没有调降美国的等级。

周晋澄说，非典型疯牛病目前在科学研究上仍有争议，有一说法是“L型非典型疯牛病”跨物种感染障碍的屏蔽更低，人类若吃下这样的牛肉产品，更容易感染疯牛病。

此外，日本和加拿大对国内牛只是强制采取“追踪追溯制度”，每只牛耳朵都必须挂有耳标，记载牛只性别、管理者姓名、饲养场所在地、转让人资讯等，贩售端也要标明牛只个体识别号码、买卖人、买卖重量等。

相较之下，“美国并非所有牛只都有纳入产销履历机制，”周晋澄说，在民主保护原则下，美国政府认为追溯追踪需由畜主主动申报，因此牛肉溯源管理留有灰色地带，过去便曾有美国消费者报导指出，有屠宰场回收牛舌流入市场等状况。

农委会：草食动物市场太小，单独骨粉处理有困难

至于台湾为何不依照OIE规范采取相关管制措施，好提升为“风险可忽略国家”？防检局动物防疫组组长彭明兴解释，OIE的风险等级认定和贸易有直接的关系，台湾牛没有外销的考量，也从未发生过疯牛病，再加上比起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等防疫工作更为重要，当时农委会在诸多因素的评估下，决定将人力资源放在更需要防疫的地方，目前也不会考虑再向OIE提出风险等级升等的可能。

彭明兴也表示，台湾牛从未发生疯牛病，台湾的牛脊髓、牛头颅等部位自然没有高风险的问题，所以不需采取“特定风险物质”管控措施。

至于肉骨粉的追踪，农委会畜牧处副处长王忠恕表示，台湾早在2001年便跟随国际潮流禁止肉骨粉添加在牛饲料中，若有病死牛要送化制场作肉骨粉，农委会也会要求业者需作限定追踪制度，也就是填报三联表单，好让官方掌握行踪。

王忠恕解释，台湾至今尚无法成为“风险可忽略国家”，关键在于没有专为草食性动物的化制厂，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谈了7、8年，

但因为台湾的草食动物市场太小，平均一天屠宰牛只的数量不过100头，对化制厂业者来说，如果独立只做草食性动物的肉骨粉，根本不符合经济效益，但国际组织认为没有专门的草食性动物化制厂会有交叉污染的问题，这是台湾迟迟无法成为“风险可忽略国家”最大的阻碍点。

新闻小字典：非典型疯牛病

典型疯牛病的感染源与吃含有动物性肉骨粉的饲料有关，但非典型疯牛病的感染源学界尚无定论，有专家认为很可能是普立昂蛋白基因突变导致，非典型疯牛病一般发生在10岁以上的牛只，典型疯牛病的感染牛4到8岁就发病死亡，相较之下潜伏期很长，较难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