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农业应有中国式选择

　　梳理国内学者与地方官员言论，谈及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无不以非常坚定的口气说，出路就是规模化、产业化或资本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一系列与我们的预期相悖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农业工业化的发展思路。2010年至2013年，我国玉米、水稻和小麦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全部转为净进口。超市粮柜早已出现了高价大米。这一切，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都来得太快。笔者总觉得我们在谈论农业现代化时，似乎忽略土地禀赋差异，自然、气候赋予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不可复制性。如果不做思路调整和战略重构与安排，结果会很危险。

　　从理论上说，根据生产力因素数量组合方式变化规律的要求，自觉选择和控制生产规模，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取得最佳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或生产力规模的经济性，也是确定最佳生产规模的问题。然而，这些年积累的问题已在警示我们，粮食生产若过度规模化，深层次的后果就是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生态多样化遭到破坏。由此带来两大可能的影响都是致命的：高价商品粮衍生各种社会与经济难题，社会管理成本剧增和风险扩大化。因此，我们需要正确对待农业产业化与资本化，谨防陷入产业化背后的资本垄断经营陷阱。

　　在我国，由不同地区农业季节性工资快速上涨可知，农村劳动力短缺时代即将到来。笔者在调研时发现，农业产业化的土地投资密度要远远高于传统的散户农业；自2000年后，农业补贴已产生了一种路径依赖，水涨船高。由于粮食生产对气候、环境和土壤结构的要求极高，很难逃离“靠天”的基本要求；在粮价相对较低的背景下，小农放弃粮食种植；再者，国家粮食种植补贴对种粮主体移位给资本所有者起了助推作用。尤其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集中上演了“地权风云”大戏。

　　规模化是全社会劳动力分工和其他要素配置的结果，是个内生过程。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受制于土地的生产率边界约束，依靠化肥和种子改良等技术进步提高单产量也存在边界。直到今天，我们并未看到大棚里大规模粮食（玉米、水稻和小麦），只有蔬菜、瓜果或者其他高附加值的花卉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的生产性价值由农产品类型决定，种植何种类型的农产品又由价格和初始资本投入数量决定。至于农地经营主体是谁，以何种方式实现，以及增值价值如何分配都与资本投入主体目标设定密切相关。笔者这几年在东中西不同地区调研时都获得了具体证据，诸如西瓜种植、蓝莓和草莓种植、高价花卉种植以及中药材三七种植等，经济利益驱使下农业规模化与非粮化相随相伴。

　　针对小农生产无效率的判断，笔者借助跟踪四川合江县小农水稻种植5年调查数据估计生产函数，以揭示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达性。结果发现：由人为可控制之无效率所占之比率为72.3%，随机无效率所占之比率为27.7%，社会化小农趋高的价格预期直接影响到种植意愿，一旦市场价格低于预期，则减少种植面积的概率高达13%。当小农退出农地经营之时，流转集中只是结果，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粮食市场（收购）价格和非农部门工资水平、农地租金等。在农地转租租金方面，不同地区粮食种植的租金相差较小，通常是每亩300至500元左右；非粮食种植的租金差距甚远，依据作物类型而定，土地租金介于每亩1200至25000元之间。在此，地租作为解释土地集中的经济变量，其又是小农与资本所有者讨价还价的基准，与民夺利的平台是农地和农产品市场；随着各地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快速推进，小农主动或被动退出土地已成农村常态化现象。有鉴于此，需要审慎对待农业和农村发展，注重社会与经济两者的内在平衡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稳定小农粮食生产的价格机制，重构“谷贱伤农又伤民”发展认识。

　　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局限于土地的经营方式讨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留住种地农民，或许才有农业和粮食安全的保障。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人地关系，不同地域，可以有不同的农业发展方式。对此，极有必要重新认识生产效率及农地经营的社会与经济双重职能，城市化、工业化时代，粮食生产的战略安全总是高于产量安全。立足中国实情和粮食生产特殊性难题，只有当市场和政府培育的外部条件准备充分之时，小农生产方式才能被新的经营类型补充或替代。

　　以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发展经验而论，农民的命运总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农业生产和农地经营总会伴着利益再分配和讨价还价的过程。粮食产量及农业生产方式由政府补贴决定，而非生产效率起决定性影响。时下中国走到了农地经营和农业发展的十字路口。决定粮食生产方式的主要变量是“补贴”，决定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应是“价格”，决定农地经营形态的力量，不应来自政府的干预，也不应是市场，而应是内生于人地关系的调整。存在巨大人口压力的中国粮食生产，不允许也不可能走上美国式的商业化发展道路，更不可能是日本式精耕细作权力化经营道路。中国应有自己的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