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应为小农留出空间

　　在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城市的接纳能力还有待观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再次认识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上亿小农在农业生产中的智慧和贡献，并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过程中，确保广大小农的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小农模式可创造更多劳动岗位

　　荷兰农业社会学家范德普勒格在其近作《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一书中，深入论述了小农农业和公司农业的如下特点和区别。

　　以往的小农理论往往认为，小农是“对发展的阻挠”，是工业化“摆脱落后大道”上的障碍，是一种应该消失或被主动移除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的是装备精良、顺从市场逻辑的“农业企业家”。因为小农不可能跨越其资源利用隐含的“技术上限”，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等同于贫困。而范德普勒格指出，这些小农理论存在诸多误解。他们仅强调小农作为一个既定要素在农业中的介入和参与，但对小农如何参与却几乎未触及。

　　其实，小农对农业发展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其收入会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甚至还会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典型的小农农业模式。它关涉到主体自身力量的能动性，强调与自然一同工作的热情和贡献精神，相对独立的匠人工艺所产生的价值与满足感。劳动成了关键因素，置于舞台的中心，将劳动与自我控制的、部分自我调配的资源联结在一起，也与前途和未来联结在一起。劳动中心性与就业密切联系，小农农业模式比其他农业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

　　小农倚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充满了对环境和生命的敬重。自然被用来创建和壮大一种资源库，并通过劳动、知识、网络、市场准入等得到补充。对农业生产季节的缜密规划，体现出家庭分工协作的高效率。而且，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涵盖在小农农业的概念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的农村发展实践领域已呈现农业的多功能性，大大增加了小农农业可以创造的附加值。但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欧洲农业从专业化向多功能性转变的同时，中国的农业却正在从历史悠久的多功能性向专业化转变。

　　公司农业存在诸多排斥强夺现象

　　当资本在城市已无更多获利空间时，真正看重的是农村和农业的广阔获利空间，往往置数以亿计的乡村小农于不顾。

　　在这些农业公司中，资本大多来自农村的外部，目的就是牟利。其在农业上的活动与已有的生态资本常常是相剥离的，侧重于逐渐减少自然的作用，因为自然使劳动过程无法标准化，从而成为生产规模加速扩大的障碍。在高科技的推动下，那些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全方位“人工化”过程的“重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想象。

　　公司农业的生产目标集中在利润（剩余价值）的创造上，它仅仅依靠现有的可用资源来生产附加值。市场在这里已成为一种组织原则，农业生产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精神成了调整农业企业内外社会与自然要素的核心机制。在这种一味追逐利润的目标指导下，当市场价格水平严重下降以致利润成为泡影时，资本将选择退出，转移至其他行业，而置一国的粮食安全于不顾。

　　公司农业根据市场关系及其前景，组织和安排劳动与生产过程，外部指标成为主要的指示标准，如根据牛奶价格和不同饲料原料的成本来确定配给量，而不是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公司农业对生物生命的漠视以及将农业对象视作丢弃型产品的性质，使饲养的动物变得更加脆弱，与小农农业的“精心照料”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公司农业中，利润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投入来实现，从而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而得到提升。它们不会力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小农注定将是多余的。公司农业还存在更多的排斥和强夺现象，如从土地到水资源、人力资源再到政策与资金扶持等。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不能把农业简化为食品供给。农业代表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重要联系，它总是与自然、社会以及那些亲身事农者的情感、利益和前途融为一体。正如鲍曼指出的，生命的绵延不绝是农业的精髓。而目前的农业发展趋势往往是去社会化和去人性化的，它使社会关系沦落为纯粹的物质和金钱的交易。近年来，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由，强制推行大规模专业化、单一种植的浪潮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些举措许多出自增加地方税收或公司牟利的目的，往往没有考虑小农家庭生计安全第一的基本原则。被迫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民，现在必须购买商品粮，生活风险加大，在饥荒来临时尤为脆弱。

　　在中央更加关注“人的新农村”之际，我们需要对资本下乡和公司农业所建构的“发展幻象”或“物的新农村”保持清醒的认识。“人的福祉”应该成为农村发展的终极关怀。这样的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纽带与活力。面对农村物质化、商品化的沉重现实，能否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留出更多的亲情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