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是带电作业

　　记者：去年开始实施的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成效如何？

　　陈锡文：价格补贴或者叫价格支持，是各国政府采取的对农业支持保护的很重要的一个形式。目标价格虽然说似乎是和价格补贴分离开了，但是这样的制度，最早在美国应该说它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也是搞的不错的。中国跟美国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农户数量太多。美国全国一共200多万个农户，中国有两亿三千万个农户，数量是人家的115倍。那么你钱要补到每户去，这个工作量就非常的大。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去年实行了一年目标价格补贴制试点，一个在新疆对棉花，一个是在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对大豆。总体来看，棉花现在实行的效果似乎是要比大豆好，当然也不能绝对这么说，因为大豆的收割期晚。之所以从目前来看棉花的效果好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跟一般的粮食流通有很大区别，棉花收获的时候是籽棉，籽棉卖不出去，必须卖给轧花厂，轧花厂轧成皮棉后才能进入市场。所以棉花的流向是特定的。因为棉花是要进入拍卖市场的，所以从棉花角度来讲，每个轧花厂出的皮棉，它的重量，是有规格标准的，每一包皮棉是有一个严格的序号的。所以一个厂子到底出了多少皮棉，这个是很容易统计出来的。那么皮棉和籽棉又有一定的比例，所以你出了多少皮棉我就知道你进了多少籽棉，造不了假。正是棉花收购中的这个特殊环节，也使得棉花的价格实行起来，不容易出差错。粮食就不一样，所有人只要愿意去收，都可以收。

　　应该说新疆的棉花实行目标价格制后，对农民来说，吃亏并不大，因为政府定的19800元/吨的价格，和前年相比只低了600块钱，按零售价比就低了600块钱。实际上一公斤棉花就差6块钱，所以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它让市场解放了，农民可以按市场价卖，轧花厂可以按市场价收，结果出来了，那我们整个皮棉的市场价格就独立地表现出来了，13000多块钱一吨，那你和原来的临时收储价相比，那差不多只有它的三分之二，跟国际市场接近了。那么棉花的市场就形成了，农民又没有受太大的损失。但是呢，这是在新疆，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主产棉区，对非新疆棉区的目标价就不一样了。你是按市场价买卖的，但是政府对非新疆地区棉农的补贴最多每吨不超过两千块钱。那儿要补6000多元，这儿补两千，那么长江黄河流域的棉花今年一定会大幅度减产。但是就目前的供求来说，减一点影响也不大，那看以后怎么办。所以呢，棉花的目标价应该说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但是还要再看。没有两个周期，还看不清楚，还得再试，要不要再去扩大。

　　记者：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财政压力也比较大，会不会缩减这部分的财政投入呢？

　　陈锡文：这个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上讲的很清楚，财政再困难，惠农政策不能削弱只能加强，支农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当然我们现在的补贴中，也有新问题，我刚才讲到的，经常有专家，也包括你们媒体老写，说这个补贴不好。这个事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事情就是要让市场自己去平衡。但是确实我们有的补贴没有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有这个问题，所以下一步补贴本身也要改。

　　再一个呢，你要适应WTO的要求，我们是WTO成员国，我们对于农业补贴的总额不能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8.5%。这个是我们的承诺。而且敏感产品，比如像刚才讲的粮食、棉花、油料这些产品，每个产品的补贴额不能超过这个产品生产总值的8.5%。像蔬菜不能补贴，你不能把那个拿到这儿来补，那是不可以的。正是这样一个制度也限制着我们，我们这个8.5对有些补贴已经接近上限了，有的甚至已经突破了，如果棉花不改它就突破了。你可以看，棉花只能补8.5%，那国际市场棉花现在真正如果让它随便进进来的话，大概一万零一点，补到一万零五百。那我们现在收购价格是19800元/吨，差不多快要翻了一番了，当然超了很多。那么其它的一些也接近界限了，所以我们也得研究这个补贴怎么改革。改革要能适应WTO的规则。那么WTO的规则就像我们这种对于农业实行价格补贴，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等等，这都叫黄箱补贴，黄箱补贴就是受限制的8.5%这种，但是它不限制你绿箱补贴，我把这个黄箱补贴挪到绿箱去行不行？那绿箱补贴最突出的就是把扭曲成本价格的这个补贴放到对农民的收入直接补贴上面去，那就可以改革。

　　记者：托市收购会不会取消？

　　陈锡文：总理的政府报告里讲的很清楚，我们对两个粮食品种，就是小麦和稻谷，继续实行收购价。那么在实行临时收购价里的，就是棉花和大豆。棉花大豆试点仅限于新疆和东北地区，别的还是该怎么弄怎么弄。

　　记者：就是现在托市收购有的专家也说已经不适应发展了。

　　陈锡文：那你得拿出好的办法来。很多专家讲价补分离等等。因为你必须很现实地看到，我们跟美国的差别，我刚才讲到，农户的数量是它的115倍，在人家那里很成功的东西可能拿到你这里成本高到你根本没法操作。到美国它很清楚，全国200万个农户，在美国农业部，每个农户都在他那有户口本，你这个农户农场在哪里，经纬度是多少，土地面积是多大，其中耕地是多大，主要原来是种什么的，这些它都清清楚楚。对我们来说就很难搞的清楚，这就是我们东方传统的小农国家和新大陆国家一个很大的区别，人家很成功的经验拿你这儿来不见得行。

　　过去也有些专家提出过，比如说那你能不能补贴不要按地补了，你就补到他卖的时候，你收购的时候你补。这当然是个好办法，但问题是现在不是光是政府收，很多粮食是企业在收，那补贴的钱你给他们吗？你再要他去补农民你踏不踏实？所以这些事不是很简单，提个意见看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操作你必须从实际出发。这种改革我形容一下，它是一个“带电作业”。你不能说我想好了，完了再下一步怎么弄，你必须保持每年生产要正常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让粮食有大的起伏，不能让农民收入有减少，这些问题全得考虑，所以在带电作业，边运行边改革的情况下，它就必须比较谨慎，加强推进。

　　你说托市收购，我们托到最后结果呢，就是托得自己主要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了，于是外头的产品就可以进来了。加工企业就不愿意用国内的，因为外头的便宜。那就让我们的情况复杂化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托的这个底，水平过高了。那回过头来呢，不是说政府非要让它抬得那么高，是因为农民不达到这个水平它弥补不了成本。农民你不给他补他没积极性，那么你要考虑用什么办法去减少、降低农民的成本。那么推行了一系列经营主体创新、经营体系创新、深化规模服务经营都是和降低成本有关的，当然降低成本也和补贴有关。补贴就是直接补贴还是间接补贴，采取什么方式来补贴，这里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