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和农村社会发展

　　信息，也称资讯，是一种以文字、符号、声音、语言、图像、动画、视频等形式传播的消息，承担着人际沟通、思想表达、场景描述等多重功能。信息化是一个涉及经济生产、政治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多个社会层面的系统性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物质生产向信息生产、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动态的、渐进的过程；是信息在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科技进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新型的社会历史形态；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农村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已经被纳入国家信

　　息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之内。农业部在2007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中，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乡村两级信息化组织、创新乡村信息服务模式的农村信息化发展路径。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和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受挫的今天，农村信息化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拟以实践结构论为理论视角，探讨在全球信息化发展的长波进程和中国本土社会转型特殊脉动背景下信息化进程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理论框架与问题的提出

　　传统旧式现代性指导下的西方早期工业化进程，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为基础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突飞猛进之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成为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和人类自身危机的根源。在《世界是平的》中细数现代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世界"扁平化"之后，托马斯·弗里德(ThomasL. Friedman)在新着《世界又平又热又挤》中从反面探讨了旧式现代性指导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给人类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这种发展是一种人与自然“双输”的“初级发展”。如何超越这种发展观，实现人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1962年，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意在指出一种新的、现代科技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到来，这是人类最早对工业社会后社会形态的理论自觉。进入20世纪70年代来，关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巨变的各种“后...”理论层出不穷，形成了诸如“后工业”(Bell)、“后现代”(Foucaul，t Deleuze& Guattar，iBaudrillard， Lyotard)、“晚期现代性”(Giddens)、“风险社会”(Beak， Lash， Giddens)等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尽管立足点和理解不同，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我们正在进入一种与传统现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种新的、与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正在来临。这种社会形态既是在西方工业社会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是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扬弃和建设性反思批判。郑杭生教授基于对西方现代性理论和西方工业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刻反思，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提出“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两种不同现代性的区分。他认为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新型现代性是“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他认为由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到现时代新型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错综复杂的扭结之下的“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这种结构性巨变涉及的范围广、影响深，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逃离其影响。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表现出与西方所谓一般道路不同的中国特点，这既是中国经验的基础，也是中国本土社会转型特殊脉动的具体体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即是非常偏远贫困的村庄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这场功过参半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晚生、外发型现代化进程使西方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进程在中国农村地区转变为共时性的扭结交错关系。农村地区的信息化进程就是在这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的扭结进程中裹挟进来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过程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但更是机遇，使得农村有可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信息革命而改变传统农业的产业格局和农业发展的传统困局，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二、信息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影响人类对“发展观”本身的理解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的。

　　在工业化早期，人们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在西方工业文明遭受普遍危机的今天，这种发展观陷入了空前危机。人类不得不考虑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和人类自身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资源趋于枯竭、环境严重污染、增长趋于极限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对这种旧式现代性指导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克服和超越，必须实现以信息化为先导，用科学的“发展观”取代传统的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增长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发展方式的集约化转变，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新型现代性”作为与旧式现代性相对应的不同的现代性，强调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进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双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以新型现代性为理论依据的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就是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发展困境，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把发展和居民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在经济增长中，彻底扭转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高代价发展模式，实现以现代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增长路径。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信息化和信息的生产要素化。长期以来，人们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零值劳动力学说，认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人口过剩引发起的人地矛盾而形成的“农业内卷化”和低产出发展困境，提出转移农村劳动力和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受到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困扰。第一，作为发展基础和结果的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环境危机日益严峻已成为不争事实，在脆弱的农村生态条件基础上发展农村工业必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环境危机的恶化。第二，农村对城市的依附性发展和农业产值的持续低下。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农村的依附性发展格局，这种差异会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变得更加明显。吉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把“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称为“传统农业”，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是更新农业生产要素，向农业投资。吉尔茨的所谓农业投资并不局限于货币资本和农业机械等资产性投资，而是包括了农业的制度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要素的复合型概念。通过农村信息化发展，把信息作为新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当中，促使农业自身发展自然是投资农业的重要方式。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固然可以发展经济，解决所谓“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农村自身的发展问题，农业部门在经济生产中依旧是产出最低的无利可图的行业。要改变中国农业产出率低下的发展困境，必须从农业自身发展着手去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发展的出路是发展农业，而不是用工业削弱或取代农业。由此，农村的信息化进程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如果顺应信息化发展潮流，积极推进农村和农业信息化，实现现代信息技术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农业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环保低碳的高回报的行业，农村也完全有理由成为环境优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新农村。

　　三、信息化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地方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处于国家政治结构体系的特定结构节点上的政府机构通过调动各方资源、促进国家政策贯彻落实和地方发展的政治活动过程。取消农业税和村民小组以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严重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家政权正在由“汲取型”转变为“悬浮型”，这种转变使基层乡镇政府“没有转变为政府服务农村的行动主体，而且正在和农民脱离其旧有的联系，变成了表面上看上去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一级政府组织”，农村面临治理危机。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促进了“治理”理念在农村的广泛传播，导致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的重大转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国家通过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权威性政府，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其自由决策权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政府管理体制中，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干部队伍以及有效的政治动员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全面垄断，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政府逐渐建立起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社会纳入到政府的权力体系之下，政府的权力空前扩张，社会权力萎缩；政府与社会的权力格局明显以“强政府、弱社会”为特征，并逐渐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和政府职能趋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能主义政府的政府管理体制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集中体现就是政府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成为事无巨细的“管家婆”，基层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公信力急剧下降。治理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生活、政治秩序和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区别开来。治理是一种参与式管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法之总和。这是一个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且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遵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体，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和基础是主体平等、协同参与、贡献智慧、分享成果。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公开和农村居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促使农村基层政府转变执政理念，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主义管理型政府逐渐转变为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专能主义治理型政府转变，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地方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同时，随着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电子政务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手段受到广泛重视，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和相应的专属领域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甚至一些村委会或居委会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一些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广泛实行无纸化办公。政府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有线和无线通讯、广播等多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实现了与民众广泛而深入的信息传递与沟通，实现了民众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也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行政监督手段。2008年12月28日，因网友曝光，周久耕因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产生不良影响以及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等奢侈消费行为，被开除党籍公职并判处期徒刑11年。“大河网”一则“副局长大人：你替谁说话？”披露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雷人语录“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各地网民对政府职能和政府官员素质问题的广泛讨论。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因在网上公示了2010年1月份的公务费开支，详细地记录了每分钱公务花费而被称为中国首个“全裸政府”，引起全国关于政府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大讨论。尽管褒贬不一、担忧甚多，但毕竟唤起了公众对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反思和讨论，不失为一件幸事。由此看来，作为一种新的传递民意舆情的工具，网络等新的媒介形式正在成为民众监督政府、表达民意的重要渠道。信息化所引起的这种沟通方式的变化不仅为政府执政方式转变和行政管理效率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为群众监督政府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为基层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和政府自身形象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四、信息化对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生活方式作为人们在一定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满足自身需要的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是一种长期以来的形成的生活“样式”。生活方式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表征，又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外部体现，总是和某种非正式制度相联系。非正式制度作为“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公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共同认可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包括风俗习惯、伦理规范、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无形的约束规则。”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对生存与特定地域的民众具有内在强制性，并且和特定的地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具有非常复杂的勾连关系。和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约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而具有更强的制度惰性。按照威廉·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在文化变迁过程中，物质文化变化发生在前，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变化在后。但是当非物质文化一旦变迁以后，必然对物质文化的变迁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历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巨变。近些年来，随着农村信息化工作的持续推进和“村村通”工程、“家电下乡”工程等专项工程的顺利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底，中国固定和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1016亿，电话普及率达到7919部/百人，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超过3亿人，呈迅猛发展势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截止2006年末，中国农村8119%的乡镇已经完成农村电网改造， 9817%的村通电， 9813%的自然村通电； 9716%的村和9317%的自然村通电话； 8111%的乡镇有邮电所；平均均每百户拥有彩电8713台，固定电话5119部，手机6918部，电脑212台。这种历史巨变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方式和沟通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化的推进和由此带来的现代性的入侵改变了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农村居民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沟通方式、行为方式和非正式制度，从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基础。“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富即安的生活目标已经成为历史。农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封区域，而是变成全球信息社会的一个节点和单元。这种转变在生活方式层面最重要结果就是农民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和农业经营理念的转变，是生活理想的转变。在信息社会里，农民能够在传统农业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性知识之外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和工业化、城市化带给人类的巨大变化，从而自觉地卷入这种现代性进程。这种由自发到自觉的意识转变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和生活方式转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农民的生活基础不再是基于口经济的道义经济学，而是基于理性算计的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民不再是斯科特所谓的“道义小农”，而是波普金所谓的“理性小农”。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十多年来来出现的所谓“民工潮”并不是人们惯常所认为的人地矛盾压力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发转移，而是农民在理性计算和权衡利弊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的自觉行为，因为在农产品价格低谷徘徊和生态危机导致的农业产量持续走低的今天，外出务工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相对比较划算的经营行为，土地只不过是一份零风险的最低生活保证，政府的各种农业补贴则是无本万利并与农业生产没有多大关系的“意外收获”。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概念，认为“这种自我开发程度是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关系来确定”。这种“自我开发”行为显然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近几年来、特别是2010年的“民工荒”更是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传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竞争力优势的破产和农民工具理性的增长。农民的生产性理念的转变必然引起农村社会秩序基础的转变，农村传统的基于地方性知识的以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联接方式逐渐式微，现代的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统一的成文法和正式规则深入农村，并形成了对传统地方文化的侵蚀和改造，农村传统的社会秩序基础发生转型。

　　五、结论

　　实践结构论基于“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的现代性两分法，认为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历史时期，这种过程是一种社会实践结构的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反映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就是世界现代性的长波进程和中国本土社会特殊脉动的勾连促使西方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过程在中国表现为共时性的扭结关系。本文正是以实践结构论为理论视角分析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农村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信息化促使传统农业生产要素信息化和信息生产要素化的双向转换，带来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革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农村发展不能依靠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来实现，这种方式只是提高了工业经济，而对农业发展毫无益处农业仍旧是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行业。墨西哥、以色列、智利、日本等国家的农业发展表明，“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转换，从农业自身出发来发展农业才是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也是农村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由于农业税和村民小组的取消，国家政权由“汲取型”向“悬浮型”转变，这种转变使基层政府“事权”和“财权”趋于统一，但却引发了农村的治理危机。信息化促进了农村乡镇基层政权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形成一种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和社会各界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主体平等、多方参与”的参与式治理格局。同时，信息化的推进和由此带来的现代性的入侵改变了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农村居民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沟通方式、行为方式和非正式制度，从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基础。农民从“道义小农”转变为“理性小农”。由此，农村信息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通过农村信息化发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性弥合，有利于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双赢共盛、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