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盛世危言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埃德蒙·培根（Edmund N.Bacon，1910—2005）收到北京大学发来的访问邀请，一开始，他不愿意去，因为“北京被破坏了”。

　　培根对北京怀着深厚的情感。1930年代初，他在上海的茂旦洋行（Murphy & Dana）执业时，曾考察过北京。1976年，他在《城市设计》一书中盛赞：“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这个城市深深地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这些现在与我们无关了。然而，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从1950年代开始，北京的城墙等重要古建筑被陆续拆毁，培根备感失望，几乎不愿再去看看这个被他视为奇迹的城市了。尽管如此，那一次，他还是来了，1989年又来了一次，竟然觉得北京依然很好。“50年后石油消耗完了，北京还能运转，而美国的城市则不能。”培根说，“四合院是把开放空间做在里面，美国是把开放空间做在外面，北京的方式很好。”

　　回到美国，培根准备召开一次学术会议，讨论几十年之后的城市形态。他请北京方面与会，建议最好拍一段录像正面介绍北京的经验，却未能如愿。

　　培根认为老北京的底子还在，城市的肌理依然紧凑，这样就能够通过公共交通来维持城市的运转，而美国的城市太松散了，公共交通搞不起来，过度依赖小汽车，这非常脆弱。可那时，北京规划部门的有关人士并不能理解培根的意思，大家一直觉得密度高不是一件好事，一直强调要疏散城市的功能，拍一段录像也让他们感到费事，所以，没有派人参加培根的会议。

　　时至今日，北京已建成了五条环路，人口已逾2000万，机动车逾500万辆。小汽车、快速路、大型购物中心带动了城市的扩张，定义了市民的生活方式，这正是培根担心的情况。在美国，“汽车城市”引发了太多问题，甚至把国家的能源、外交与国防政策耗得筋疲力尽。可中国的政治家和规划师较少关注这些问题—在这一轮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小汽车成为规则的主导者。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迅速上升，从本世纪初的32%蹿升至目前的57%，高于50%的国际警戒线，能源安全成为头等大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海军装配了第一艘航空母舰。

　　繁华时代的城市衰落

　　阅读《收缩的城市》（Shrinking Cities）一书，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培根与北京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在石油还没有耗尽的今天，这颗星球上，一些城市已很难运转了。

　　美国的“汽车之都”底特律的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初高峰时期的200多万人骤减至现在的95万人，50年便失去100多万人口，竟是在经济增长的和平时期。而罗马的人口从100多万减至5万—同样是减少了100多万—则是经历了从公元3世纪到15世纪漫长而多乱的历史过程。

　　“私家车的迅速成功导致了公共交通同样迅速的衰落。”《收缩的城市》讲述底特律的故事，“家庭第二辆汽车的使用—主妇用于购物和接送孩子参加娱乐活动的旅行车—意味着父亲可以开着自己的车去城里上班。结果，公交车越来越无利可图。大都市区的进一步蔓延—伴随着散布在大城市周边的低密度郊区—更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中心城区作为居住区已被富人‘抛弃’。”

　　在底特律的市中心，有史以来第一次，本来计划要屹立数百年的摩天大楼成为被遗弃物。万圣节游客到这里烧房子玩，催生了变态的旅游业。在过去50年里，底特律已经破坏或烧毁了20多万户被抛弃的住宅，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纵火案之都”。在这个高犯罪率城市，人类的本性发生了变化，一系列围墙式的防御工事被建造起来，用来阻止步行交通，因为在街上行走的人被视作一种威胁。这个城市的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一旦你要进入就必须开车。

　　在人类拥有空前技术能力的今天，他们创造的最庞大物体—城市，突然变得脆弱。曼彻斯特是工业革命的故乡，还是世界棉花制品交易中心—从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最大贸易城市。可在20世纪70年代，“集装箱革命”将它击倒。彼时，只有那些能够处理巨大集装箱船只，能为大量的集装箱运输提供仓储空间的港口，才能活下来。可曼彻斯特不是这样的港口。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城市的人口减少了约40%。

　　苏联发生社会变革后分裂为15个主权民族国家，原本相互依存的分工体系骤然瓦解。在俄罗斯，收缩城市短期内从7个飙升至93个。因为政治体制变革，其余前东欧集团国家也面临同样困境，城市人口全面收缩。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场政治变革对人口发展产生过这样的影响。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国家从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口增长阶段转入到长期的人口减少阶段。这一现象史无前例，它并不是战争、传染病或者饥荒之类的负面外因引起的；相反，它发生在空前繁盛的和平时代。”《收缩的城市》写道，“全球有大约1/6的大城市（居民超过10万）成为收缩城市。此时，城市的持续收缩几乎成为工业化国家的特有问题：70%的收缩城市位于工业国，其中大多数位于美国、英国和德国。和伦敦、巴黎一起，纽约、东京这样的超级城市也陷入不断收缩的危机中。”

　　阅读以上文字，中国的读者也许不太适应，因为这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正处于快速增长期，此时谈论城市的萎缩似乎离题太远。可是，参与《收缩的城市》计划的研究者对城市收缩之因做出的三种分类—去工业化、郊区化、转型—其内在因素在中国的城市皆已潜伏，很难保证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一轮城镇化周期结束之后，类似的情形不会在中国发生。